2019年1月2日，在一个晴朗的冬日，顾方舟平静地走了，享年92岁。
顾方舟是谁？如果你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糖丸”的话，他就是那个发明“糖丸”的人。
顾方舟，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著名医学科学家、病毒学家。他在中国首次分离出脊髓灰质炎病毒，成功研制出首批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和脊髓灰质炎糖丸活疫苗，他为脊髓灰质炎的防治奉献一生，最终实现我国全面消灭脊髓灰质炎并长期维持无脊灰状态，为几代中国人带来了健康，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这个名字，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脊髓灰质炎又称小儿麻痹症。1955年，在江苏南通大规模爆发，全市1680人突然瘫痪，大多为儿童，466人死亡，随后迅速蔓延，青岛、上海、济宁、南宁……一时间，全国多处暴发疫情，全国一片恐慌。
1958年，卫生部派顾方舟去苏联考察死疫苗的生产情况前，政府就考虑到了疫苗的生产问题，决定在云南建立猿猴实验站。1959年1月，卫生部批准正在筹建的猿猴实验站改名为医学生物学研究所，以此作为我国脊灰疫苗生产基地。 生产基地的建设面临着设计资料少、交通运输困难、物资紧缺、苏联撤走所有援华专家的困难。
顾方舟后来说：“那时候我们没有房子，住都没地方住，搭起炉灶来就那么干，吃也吃不饱，那段时期真是太艰苦了，可是大家在那个时候确实是勒紧了裤带，咬紧了牙关干。”9个月后，疫苗生产基地终于建成了。研究所几乎是建在一座荒山，研究人员只能在漏雨的实验室中开展工作。他说：“人可以饿，猴子是做实验用的，绝不能饿着。”
在临床试验阶段，需要确定该疫苗对人体的安全性。于是，顾方舟决定自己先试用疫苗。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顾方舟喝下了一小瓶疫苗溶液。一周过后，顾方舟的生命体征平稳，没有出现任何的异常。然而，他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因为他面临着一个他一直担忧的问题——大多成人本身就对脊灰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疫苗对小孩也安全才行。
那么，找谁的孩子试验呢？又有谁舍得把孩子留给顾方舟做高风险临床试验呢？一旦失败，孩子就有可能终生瘫痪。望着已经进展至此的科研，顾方舟咬了咬牙，毅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拿自己刚满月的儿子做试验!在顾方舟的感召下，同事们纷纷给自己的孩子服用疫苗。
按照顾方舟设计的方案，临床试验分为Ⅰ、Ⅱ、Ⅲ期。Ⅰ期临床试验主要观察疫苗对人体是否安全，有无副作用，只需少数人受试。Ⅱ期临床试验是安全性和药效的初步评价。1960年，2000人份的疫苗在北京投放，结果表明，疫苗安全有效。Ⅲ期临床试验，是对疫苗的最终大考——流行病学检测。顾方舟将受测人群从2000人一下子扩大到450万人，在北京、天津、上海、青岛、沈阳等大城市展开了试验。近一年的密切监测表明，各市脊灰发病率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三期临床试验的圆满成功，表明顾方舟研究的疫苗可以投入生产、给全国儿童服用了。
试生产成功后，全国正式打响了脊灰歼灭战。1960年12月，首批500万人份疫苗生产成功，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开来。经过广泛的调研，顾方舟等人很快掌握了各地疫苗使用情况：投放疫苗的城市，流行高峰纷纷削减。
面对着日益好转的疫情，顾方舟没有大意。他敏锐地意识到，为了防止疫苗失去活性，需要冷藏保存，给中小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疫苗覆盖增加了很大难度。另一方面，疫苗是液体的，装在试剂瓶中运输起来很不方便。此外，服用时也有问题，家长们需要将疫苗滴在馒头上，稍有不慎，就会浪费，小孩还不愿意吃。
怎样才能制造出方便运输、又让小孩爱吃的疫苗呢？顾方舟突然想到，为什么不能把疫苗做成糖丸呢？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测试，顾方舟等人终于成功研制出了糖丸疫苗，并通过了科学的检验。很快，闻名于世的脊灰糖丸疫苗问世了。除了好吃外，糖丸疫苗也是液体疫苗的升级版：在保存了活疫苗病毒效力的前提下，延长了保存期——常温下能存放多日，在家用冰箱中可保存两个月，大大方便了推广。为了让偏远地区也能用上糖丸疫苗，顾方舟还想出了一个“土办法”运输：将冷冻的糖丸放在保温瓶中!
这些发明，让糖丸疫苗迅速扑向祖国的每一个角落。1965年，全国农村逐步推广疫苗,从此脊髓灰质炎发病率明显下降。1978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免疫，病例数继续呈波浪形下降。
自1981年起，顾方舟从“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入手研究。1982年，顾方舟研制成功“脊灰”单克隆抗体试剂盒，在“脊灰”病毒单克隆抗体杂交瘤技术上取得成功，并建立起三个血清型、一整套“脊灰”单抗。
1990年，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规划开始实施，此后几年病例数逐年快速下降。自1994年9月在湖北襄阳县发生最后一例患者后，至今没有发现由本土野病毒引起的脊髓灰质炎病例。2000年，“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签字仪式”在卫生部举行，已经74岁的顾方舟作为代表，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1944年，顾方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理应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但是，在毕业前夕，有一双巧手的顾方舟却舍弃了待遇高、受尊重的外科医生职业，选择了从事当时基础差、价值低的苦差——公共卫生。
大学期间，他在北医遇到了严镜清先生。严镜清早年赴美留学，归国后是享有盛誉的公共卫生专家。当时中国的公共卫生事业刚刚起步，国人对公共卫生很陌生，卫生环境恶劣是当时多种疾病流行、高死亡率的直接诱因。严先生常在课堂上表达深切的担忧与思虑，顾方舟动情忧心，每思及此常潸然泪下。
顾方舟一直没有忘却考察矿工卫生状况归来的同班同学的讲述：矿工衣不蔽体，不见天日，时常被包工头打得流血露骨头，病死了就扔到万人坑里……偌大的教室里，聆听着女同学的哭诉和同学们的抽泣，顾方舟内心的信念逐渐明晰：做一个公共卫生学家，让更多的人远离疾病!他说：“当医生一年只能救有限的病人，我们国家这么苦，正缺少公共卫生行业人员，我做这个，一年能拯救成千上万的人呢。”
顾方舟毕业后到大连卫生研究所从事痢疾的研究工作。在这里，顾方舟度过了充实快乐的一段时间，接受了系统的科研训练，很快掌握了研究方法，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公共卫生工作人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顾方舟被派往中朝边界开展伤员痢疾防治。在冰天雪地中，接受了血与火的战争洗礼。
1951年，顾方舟从战场后方被紧急召回大连，作为中国第一批留学苏联的学生，和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组织上给包括顾方舟在内的375位青年准备了全套的四季服装和生活用品，临行前周总理在欢送宴上嘱托他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临行前，他和相恋多年的爱人匆忙举办了婚礼，便离乡背井奔赴苏联，开始了为期四年的学习。其间，他师从苏联著名的脑炎病毒专家列科维奇教授，年轻而热情的顾方舟凭着韧性，克服了语言不通、水土不服、思念家乡等种种不适应，逐渐适应了苏联的生活。1955年夏天，他以优异论文《日本脑炎的发病机理和免疫机理》，取得了苏联医学科学院副博士学位，回到了朝思暮想的祖国，为日后开展脊髓灰质炎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昆明和北京的实验室里，顾方舟带出了许多中国病毒学免疫学专业的领军人物。改革开放后，他招收了中国第一批病毒免疫学的研究生。无论工作多么繁忙，他总是会抽出时间和他的学生讨论课题，有时甚至下了班后还跑到实验室来检查工作。他教诲学生，不仅要做好实验，而且要做一个学术上有诚信的人，绝不弄虚作假。
顾方舟坚持8年制医学精英教育，推行临床实习阶段“导师制”，打造“协和精品”；他多年来传道授业、悉心培养，桃李成蹊；他实行开放政策，拓展资源、增强国际合作，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不断发展壮大；他推动成立了中国免疫学会并担任首任理事长，有力促进了我国免疫学的发展。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顾方舟，护佑中国人健康的生命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