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博士生无法按期毕业的人数比例高达65%，有的读博8年也毕不了业。”近来，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大学校长吕建点出了现行博士教育体系的问题——“开始松—中心松—毕业严”。他建议，中心也严起来。

实际上，关于博士培养“中心要严起来”的表述，早在30年前就已出现在了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文件中。当时用的词是“遴选分流”。在本年两会前夕教育部下发的通知里，也相同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对不适合继续攻读学位的研讨生要及早分流，加大分流力度。”

但是，提起分流，大多数教师和学生的反应是——“这是什么？”这项在有些学校施行多年的原则，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博士分流改为硕士，一般没有改成”

近几年，有关部分发布了《关于深化研讨生教育革新的定见》《关于加强学位与研讨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缔造的定见》等文件，指出要“疏通分流途径”“加大对不合格学生选择力度”。

2017年，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印发《学位与研讨生教育展开“十三五”规划》，明晰完善研讨生培养分流退出原则。其间指出，要疏通博士研讨生向硕士层次的分流途径，加大分流退出力度。

也是在2017年，教育部发布博士研讨生教育概括革新试点高校及其工作使命， 建立中期查核分流选择机制被列为其间一项“大胆探求、先行先试”的政策。

所谓分流，其实就是在研讨生的培养进程中，对研讨生进行查核、选择、分流和选择。分流一般在博士的中期查核后进行。有学者指出，从实践来看，分流一般有三种效果：直接退出；向较高一级分流培养（比如硕转博）；向较低一级分流培养（比如博转硕）。

吕建标明，南京大学博士培养方式中就明晰要求，中心进程严厉查核，每一次资格考试约有15%的人不能通过。

但实际情况是，在许多学校和科研院所，中期查核常有，而选择分流不常有。即使是教师有心，也未必能分流成功。中科院某研讨所的一位院士坦言，有时在查核后，单个学生确实被认为不适合读博士，所里会希望学生改为硕士，但假设学生不愿意，也不会牵强。“底子都没改成，终究一般也都毕业了，我们仍是要顾及学生的心思情况。”

  无故仁慈，拖了学生，也拖了学校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说，在研讨生培养阶段，学校一般也有一套处理原则，比如规矩硕博连读的学生达不到规矩要求，就转为硕士；在若干年内没有结束规矩学业，就不能毕业，甚至做退学处理。“不过我们一般不说‘选择’，说‘不能正常毕业’。”

他认为，分流假设要真刀真枪施行，难度应该不小。“选择一个学生其实很‘吃力’，有些人会觉得，与其这么折腾，不如让学生过了算了。”程建平说，要把分流制推行下去，得有相关处理部分“支撑”“支撑你做”。其实，关于不想学、学不进的人，及早分流，也可以不用再继续浪费时间，并非坏事。

同济大学教育研讨政策中心主任张端鸿标明，高校很少在实践中进行分流和选择，这仍是跟学校严进宽出的培养惯性有关。“学生一般不会主动选择分流，选择也会让培养单位面临很大的压力。” 其实，假设学生不能及时结束开题陈说，或许无法通过中期查核，就该分流或选择。只是在处理流程中，并没有明晰导师、研讨生教务秘书、研讨生处理者、学生等多方主体有任何一方发起分流或选择的原则规划。这构成的效果是，“一旦研讨生入学了，不能毕业是比较困难的”。

张端鸿认为，要害是要做好原则规划，每个学期都要有学生主动恳求分流的通知和安排，要让学生充分了解这项原则，认识到分流是一种再选择，不丢人。“无故仁慈，拖了学生，也拖了学校。”

对此，全国政协委员、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标明，研讨生培养有必定的标准，学生没有抵达标准，就不该让其毕业。在研讨生培养的全进程，都可以施行分流或许选择。“严把质量关，我觉得最要害的就是大学的校长要扛起责任，大学的教授要扛起责任。在学术面前，不要让非学术的要素去烦扰它，比如说情感和面子。”

不该无故仁慈，但也需求有人性化规划。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就坦言，他并不支持设置所谓的分流或许选择比例。“比例是死的，但人是活的。教育要以人为本，即使是要让博士转为硕士，也要充分沟通。这个点评必定要客观科学，不能太决断。”王树国侧重，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成才，要让学生感觉到教师的抉择对他们有利，最好能毫不牵强地去接受。“我坚决敌对一刀切的机制，施行分流不是为了结束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