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弗罗姆(ErichFromm)的解释，所谓“施虐”是指统治别人、榨取别人、把幸福建筑在他人痛苦上的心理特性;“受虐”则指依赖他人、任人摆布、自轻自贱、屈从外力，甚至自我伤害、自我折磨等心理特性。

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这些几乎相互对立的性格特征，完美地在日本人身上融为一体，只不过不同时候表现不同方面而已——对外人和弱者与对本集团内部的人和强者的态度截然相反。

鲁思-本尼迪克在《菊与刀》中对日本人性格的两重性做了如下描述：他既可以绝对顺从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可以自由恋爱;既可以无私地承受极端的义务，也可以沉湎于享乐和安逸。既可以谨慎得有些怯懦，又能够勇敢得有些鲁莽;既殷勤有礼，又傲慢不逊;既对上级驯服盲从，又会顽固地反抗违逆。既极端地保守，又非常地开放;既有菊的柔顺和伤感，又有刀的锋利和进攻性。

然而，从这些表面的对立中，我们却可以看出其本质精神的一致。那就是：无论日本人做什么都是绝对地投入并且容易走极端，归根结底，这是将现世神圣化、绝对化和惟一化的必然产物——“刀是僵硬、鲁莽、野蛮的刀，菊是颓废、瘫痪的菊，它们缺少的恰是理性的节制与温和”。

“必须面对外在压力并对此臣服”的现实感催生了日本的“耻感文化”。

耻感文化则必须依靠外部的强制力，忏悔者只有在感受到外部“现实者”的强大压力之后、才会因为对其力量的敬畏并对即将到来的惩罚感到惶恐而产生认错的动力。

在耻感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外部“现实者”的确认——如果恶行没有被外部者察觉、那么就不必懊丧;如果外部者的压力可以被忽视、那么忏悔就是多余。因此可以说，日本人是“完全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只对现实力量的对比敏感，所有的“道义”、“责任”都建立在力量的对比之上。

他只要感觉到羞耻，他就会选择包括自杀、切腹这些激烈的行为自裁。在日本人看来，对于自己的过错要尽量掩盖，因为不是错误本身而是错误被外人知晓被视为羞耻的根源。

为了一个错误而不惜编造层层叠叠的谎言、以避免承认错误所导致的“失去面子”是理解日本人行为背后之心理动机的关键。

在日本人的观念中，保持当事人面子的完整是所有行为的最高目标，只要能够保持当事人面子的完整、那么就没有什么要紧的东西了。

耻感文化造就了日本人极端的自尊心，使他们对外来的嘲笑和批评极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评也会被认为是对他人格的侮辱。

耻感文化在本质上属于他律的结果，在客观上导致“崇尚暴力”价值观的泛滥。对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坏是对他们那极易受伤的自尊心的补偿，平日在现实压力下产生的耻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的过程中得到转移和发泄。

以现实里力量对比作为行为指南的日本人，不仅对外来的批评和嘲讽极为敏感，即使是对外来的恩惠也极为敏感，因为接受恩惠就意味着己方的示弱和向对方的服从，因而也就增加了受到对方嘲讽、嘲弄的机会。

对他越冷漠和粗鲁，他反而越舒服;即使在亲情爱情中也不可过于亲昵，对可爱的少女态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称为“好”青年、反之就是“坏”青年。

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师就越被认为是最有帮助的。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更是要划清界限、不能轻易接受别人好意。

“恩义”最多的社会最后却使得人人躲避恩惠和情义。造成这种日本社会“奇怪”悖论的根源在于：在等级社会里，基于自利原则的“恩义”(恩惠和情义)是通过外部强制力而生效的人际纽带。

它失去了超越狭隘自我之后所产生的真诚性，因而含有在外部强制力逼迫下不得不为之的无奈意味。

如果能够逃避外部强制力的约束，那么“恩义”就将如同敝履一般被弃置。一个随时将“恩义”挂在口头的民族实际上在内心深处强烈地拒斥着它，这显现出日本人在外力胁迫下的无奈和人格分裂。

结语：日本女人往往会愿意为家庭牺牲自己的一切，虽然有些女性在婚后还是愿意出门工作，但是我们不难发现，绝大多数的日本女性是以家庭生活为快乐。当然，每个人都会有劣性，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学习日本女人身上的种种优点，才是值得关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