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傍文人”能给风尘女子带来名气。

中国历史上很多有名的风尘女子最初都是靠结交着名文人或是高官而声名鹊起的。如晚明南京着名的“秦淮八艳”，八个色艺俱佳的风尘女子几乎都与当时的文人群体有瓜葛。如名妓兼才女柳如是在24岁时毅然地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钱谦益做侧室，而成为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人物。

如今有些研究者认为柳如是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既有才情又有家国情怀的女子。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靠文人墨客尤其是名士的鼓吹以提高自身名气的妓女实在不胜枚举。

唐宋时期的文人墨客不仅是妓院的常客，而且还喜欢作文传扬，李白、杜牧、孟浩然、白居易、温庭筠、柳永、欧阳修、苏轼……这些大名鼎鼎的文人几乎都曾写过诗文记述与风尘女子的交往。

唐宋年间，同妓女有交往的文人相当多。而唐末文人孙棨写的《北里志》就记述了妓女的生活与文人的风流韵事。唐朝妓女能写诗的不少，譬如唐朝咸通年间的名妓鱼玄机、徐月英等。但比起有专业水平的诗人文豪来说，自然逊色，故而她们乐意向真正的诗人、文豪们靠近、请教或者演唱名家的作品。白居易、柳永、苏东坡的诗词在当时的风月场中极受追捧就是明显的例子。借着大名士的光，挣得些小名气，这些风尘女子是乐意为之的。

晚明很多士大夫激愤时势，但却无可奈何，于是把风月场变成了他们聚会发泄的场所，这也为晚明的风尘艳史增添了很多才子佳人的故事，如侯方域与李香君、冒辟疆与董小宛等。

被钱谦益称为“寇家姊妹总芳菲”的秦淮名妓寇湄喜欢跟文人墨客交朋友，酒酣耳热之时，或歌或哭，把自己感叹光阴的心思和生活的辛酸统统都倾诉出来，放浪形骸，被文人墨客们称为“女侠”，名动天下。

秦淮八艳

其次，古代风尘女子“傍文人”也能带来经济利益。

古代文人大致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考科举入了仕途，在朝廷中任职；一种就是“处江湖之远”，在官场外面边读书边结交友人，这其中往往也包含一些风尘女子。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与元稹书》中写道：“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说的是唐代妓女因能背诵白先生的《长恨歌》而自视与其它女子不同，足见能诗会赋的文化才情对于风尘女子的身价是有很大影响的。

也有风尘女子借助名诗人的吹捧而大红大紫的。宋朝金盈之的《醉翁谈录》中记载：“耆卿（柳永）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凡是被柳才子诗词文字提及的妓女无不身价大增，以至当时妓女中流行一句“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唱词。

“秦淮八艳”之一的李香君“略知书”，当她与号称“明末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结识后，侯公子为她写诗，于是，李香君在明末南京城里声名鹊起。侯公子离开南京后，当时的权贵田仰“以金三百锾邀姬一见”，李小姐竟然没给他面子，在见其风骨的同时，也见其身价。

清初，南京秦淮河风月场还模仿科场选出了“女状元”“女探花”，其中的女子一旦获得此等荣誉称号，则立刻门庭若市，身价大增。

清代文人沈起凤的《谐铎》中有个故事：扬州妓女葛九因贫穷而堕入风尘，来到南京秦淮河畔。葛九虽然长得很好，却一直少人问津，正巧有个叫程振鹭的书生诗文不错且为人仗义，得知葛九的身世后很同情，他告诉葛九“惟仗笔墨有灵，插标以高身价，庶几广致多金”。

这位程书生根据葛九的故事填了首婉转艳媚的《金缕曲》。翌日，葛九就把抄写精美的《金缕曲》用画屏装裱好了放在妓院最醒目的地方“打广告”，于是一炮走红，“好名者争相传播”，权贵富商都慕名而来，不到十天，“积金满箧”。

可见，古代风尘女子青睐文人墨客，有其社会评价、经济利益等方面的诉求，并非纯粹只为风花雪月。

古代风尘女子“傍文人”还有其深层原因。

在封建科举时代，人们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时的观念是只要书读好了，就有“黄金屋”、“千钟粟”，前程似锦。大部分世人对文人都抱着尊敬的态度，妓女也不例外。于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古代话本小说里，妓女“傍文人”，甚至帮衬穷苦书生考科举也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