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河南大饥荒是中国最严重的一次饥荒，那么乌克兰大饥荒则是世界上最恐怖的大饥荒，直接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500万。河南大饥荒造成的原因主要还是因为自然灾害，然而乌克兰大饥荒，却一直都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行动，因此也被认为是饥荒种族清洗。

世界上最恐怖的大饥荒是发生在1932年至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据估计，大约至少有500万乌克兰人死于这一件事，虽然同一时间苏联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但是乌克兰大饥荒特指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内发生的饥荒。在当时，乌克兰还是从属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

在很多民众看来，80年前乌克兰大饥荒一幕幕人间惨剧，都是一场有意而为之的“种族灭绝”的一部分，而非单纯的决策失误。俄罗斯方面则始终对此嗤之以鼻。仿佛永远不会有结果的口水仗中，曾经亲历乌克兰大饥荒的幸存者们渐渐老去。被时光的河流带走之前，他们愈发迫切地想要分享各自的故事，作为对世人长久的警示。现年87岁而依然精神矍铄的妮娜·卡朋克，演示了自己在乌克兰大饥荒的生存之道。

彼时，卡朋克一家生活在乌克兰中部的一个小村庄，乌克兰大饥荒乍起没多久，她的父亲便咽了气。卡朋克清楚地记得，双腿浮肿的他，好不容易弄来一点食物，吃着吃着，忽然没了气息——饥荒肆虐之时，如此骇人的景象在乌克兰乡间司空见惯。为了让卡朋克和她的弟弟妹妹活下来，母亲步行15公里，到附近的镇子上找吃的。最终，她用一对耳饰和一个整日挂在脖子上的金十字架换回了两公斤面粉。

说着，这位老妇人把“面包”放入平底锅，再倒入一点油，在炉子上煎了一会儿，一顿饭就算做好了。采访她的记者试着尝了一口——“这‘面包’很硬，吃起来有青草的味道”。需要指出的是，80年前，卡朋克的母亲做“面包”时，根本没有一点油星。为了不糊锅，她加入的是蜡，这也是乡邻的普遍做法。1932年严冬乌克兰大饥荒，全家老小整日以这种饲料般的东西度日，母亲还把马皮切成小块煮汤。

尽管既没什么营养又难以下咽，卡朋克一家靠着这么一点食物，捱到了来年开春，待草绿苗青，他们就可以到附近的森林里找吃的了，以上，就是他们的饥荒食谱。然而，好运气不会平均分配到所有人头上。“村里死一般寂静，人们饿得意识模糊，不想、也没力气说话或抬头观察周围。”卡朋克说，“头脑中盘旋的只有‘死亡’二字——今天死的是别人，明天可能就轮到我。”

二、乌克兰大饥荒的起因

80年前的乌克兰大饥荒，无论农村还是城市皆饿殍遍野，大多数死者是离开家乡外出觅食的农民，最终饿毙于路旁。虽然饥荒肆虐，直到1933年秋天，卡朋克就读的学校依然没有关门，只不过，“三分之二的座位都空着”。“征粮队拿走了所有小麦。家里可吃的东西几乎都被拿光了，包括平时不怎么吃，只是用来以防万一的豆子。”卡朋克说，“很多人家里被搜得一点食物都没有，只能坐以待毙。”卡朋克所说的征粮队，是受当时的苏联政府派遣，并且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认为，“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苏维埃建政后，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国家便派出征粮队下乡，将农民的储备粮，包括种子和赖以为生的口粮征收走。可想而知，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引发了剧烈的社会矛盾，对刚刚夺取政权不久的布尔什维克造成了威胁，为稳定局势，渡过危机，列宁转而采取“新经济政策”，以粮食税取代粮食征收制，有条件地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

事后观之，“新经济政策”只是苏维埃政权遭遇严重危机时的无奈之举。1929年，全国局势刚刚稳定下来，斯大林便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吧!”同年11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开始全盘推行集体农庄制度。乌克兰向来有“东欧粮仓”的美誉，这里有肥沃的黑土地，无须施用化肥，粮食便可获得高产。

对于抑制个体积极性的集体农庄，农民普遍持抵制态度。斯大林则相信，反对集体农庄者是“和共产主义的敌人勾结在一起的”;于是，从1932年秋天起，乌克兰地区的农民几乎都被划为“富农”，成为“阶级敌人”，他们的生产资料和农产品随之被“收归国有”。

全副武装的征粮队闯入民宅后，把墙角、床底、屋顶等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搜遍，甚至挖地三尺找出农民事先藏好的粮食。土豆、甜菜、卷心菜……凡是可吃的都会被运走。于是，人为因素引起的乌克兰大饥荒，如瘟疫般降临到乌克兰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