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0年代初开始器官移植医学研究至今，中国人体器官移植走过了50多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各国相继废弃利用“死囚器官”转而建立器官移植捐献体系的今天，“死囚器官”仍是中国器官移植的最主要来源。截至2009年底，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有超过65%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于死刑。超过90%的尸体器官源于死刑。器官移植多来源于活体器官和尸体器官。

尽管法律规定，死刑犯也享有尸体及器官捐献与否的选择权，但在器官移植巨大的利益链条上，在与外界隔绝的服刑环境下，面对法律漏洞和“潜规则”的侵蚀，这个特殊群体的基本权益往往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凤凰周刊》曾推出封面故事《大陆死刑案器官移植内幕》，深入报道了大陆死刑犯器官移植现状及其演进史，采访了多位大陆器官移植方面权威专家和医生，并详细记录了一位临床医生亲历从获取死囚器官到移植的全过程。

对我这样一个职业的器官移植医生来说，我需要做的是尊重死囚们的最后抉择，努力、客观、理性、审慎地处理好每一起自己经手的器官移植个例，用死刑犯罪恶之躯上的可利用的器官，去拯救和呼唤另一个新的生命。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最近谈到中国人体器官移植主要依赖死囚的器官捐献，这个话题的神秘面纱再度被揭开，勾起了大众的浓厚兴趣，也勾起了我——一位器官移植医生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博士毕业后直接到中国内地北方某医院工作的。医院规模大约2000张床位，以器官移植见长，平均每年要进行500例左右的移植手术，包括肝脏、肾脏、角膜、心脏、小肠、胰腺、肺、皮肤和骨髓等，在内地器官移植领域小有名气。我毕业后直接分配到移植病房，从事器官移植工作。

作为移植医生，我清楚国内活体移植还处于起步阶段，绝大多数是尸体器官，也就是移植的器官主要取自尸体，其中死囚的尸体作为器官来源，又占了很大比例。从器官移植医学角度来说，死刑犯的尸体生理质量较高，而且对于器官移植的开展能提供充分的准备时间。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几乎都利用了这一供体器官源。

就中国目前器官捐献与移植的现状来看，利用死刑犯的器官十分必要。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使得公民自愿捐献的意愿较低，每年有许多病人因无法获得可移植的器官而死亡。对我这样一个职业的器官移植医生来说，我需要做的是尊重死囚们的最后抉择，努力、客观、理性、审慎地处理好每一起自己经手的器官移植个例，用死刑犯罪恶之躯上的可利用的器官，去拯救和呼唤另一个新的生命。

中国器官移植遭遇国际围堵

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所是美国最大的器官移植研究机构，其科研和医技水平都处世界一流，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器官移植大国，每年都有医疗机构派人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这所知名高校见习深造，交流经验。我有幸在2011年12月，被单位公派到该校进行为期数月的学习。

我到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所不久，突然有一天，导师递给我几张纸，说：“邓，关于中国医学的文章，有些问题，我不是很清楚，你帮忙看看。下周例会就是这个主题了，谢谢。”

这是一篇摘自世界医学顶尖杂志“The Lancet”的文章，题目大意是《抵制中国医学和科学有关的器官移植》(Time for a boycott of Chinese science and medicine pertaining to organ transplantation)，讲述中国利用死囚作为器官移植来源进行临床科研的一些情况。

末了，文章呼吁，国际社会应该联合抵制中国将死刑犯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对中国要做到三个“不”：“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所谓“不接受”：国际学术会议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不发表”：同行评审期刊拒绝发表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不合作”：国际医学界应该拒绝与中国合作进行这类器官移植。

仔细看了文章，又翻阅了相关的文章，我沉默许久，突然明白了导师给我这篇文章时的谦卑态度，为什么我到匹兹堡大学报到第一天，介绍所在单位涉及器官移植的辉煌数据时，整个科室令人窒息的沉闷。

我很想在下周的例会上说些什么，可我不知道如何开头，如何结尾，我也不知道在这个例会汇报后，匹兹堡移植中心的同事、国内的同事会如何评价这个例会报告。尽管准备了很长时间的资料，例会前的一天，我还是告诉导师，我不能就这个话题作任何说明或者辩解，望导师谅解。导师说，我理解你，给你的第二天，我就后悔了，我知道给了你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我事后才知道，在欧美国家，愈来愈多人反对摘取中国大陆死刑犯的器官，美国未来可能通过法案，禁止中国大陆医生至美国学习器官移植手术，因为许多中国器官移植的专家，可以自由前往美国参加有关器官移植的研讨会和其他学术活动，以增强自己的技术。

亲历死囚器官获取全过程

对于我，一个曾经涉及过器官移植领域的主刀医生，多少有过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医学经历，知道一些所谓的内幕。下面，我想从一个普通医生的角度，说说我从事过的器官移植的一点点事情，不一定准确，但尽量客观。因为这只是我做死囚器官移植手术的某一天，也是每月都会重复好几次的普通一天而已。

那天上午10点，接住院总医师通知，明天有器官移植，让我作为取器官主刀医生的第一助手，做好准备。我马上到手术室准备一些冰块、约2000ml保存液，以及抗凝肝素、灌洗液、抗生素等等，然后到病房旁边的工作间领取一套迷彩服和雨靴，出来时在走廊里碰到已经穿上了迷彩服的小A和小B，两人说说笑笑，有点兴奋。他们是刚刚分配来的硕士毕业生，将作为辅助人员，主要任务是把死囚的尸体抬上救护车。

下午1：30分，我们乘坐一辆普通中巴车准时从医院出发。车里有主刀医生，助手，还有2名辅助医生，一个洗手护士、一个器械护士、一个随车的化验室检验员;后面紧跟一辆普通的改装中巴车，没有任何救护车的特征，车中间设有一个可以活动的手术台，以及其他必要的输液装置。

我坐在驾驶员后面的位置，不想说话。车里气氛有点活跃，医务人员在和驾驶员说笑。几个护士在和小A说些荤笑话，小A有点尴尬，毕竟学校刚刚毕业，没有护士的老练和世故。

下午3点左右，到达某地郊区，我们接到电话，说执行死刑的警车马上过来，要我们在路边等待。我们上了那辆改装的中巴车，车里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赶紧戴上帽子和口罩;护士摊开器械包，准备各种器械和消毒药水;小A和小B一声不吭坐在座位上，眼睛盯住路边。

10分钟后，来了3辆警车，一路鸣笛。我们的车紧随其后。大约走了半小时，警车停下来，我们的车子也停下。等待已久的时刻快到了，大家非常紧张，护士们默默准备器械物资，我们都没有说话，静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心跳声。

突然听到几声沉闷的枪声，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大声说，赶紧下车。小A和小B赶紧跳下车，朝警车跑去。我在中巴车里的手术台旁，透过打开的汽车后门，看到几个穿警服的站在路边，路旁边躺着一个尸体，头部一堆血。两个警察，一个拿了个笔记本在记录着什么，一个拿了照相机，对着周边环境和尸体在拍照。过了大约半分钟，一个警察翻看了尸体后，朝小A和小B点点头。全部穿警服的工作人员即分别跳上那三辆警车，快速离开了。

小A和小B马上跑上去，用一个特质头套蒙住尸体脸部(目的是防止滴血和克服恐惧心理)，抬起尸体便往车上跑。小A比较瘦小，跑起来踉踉跄跄，有点吃力。我在车里接应，帮忙把尸体拉到车上。

中巴车不紧不慢地开着，车里一片寂静。大家忙碌起来，气氛非常紧张，只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和偶尔的咳嗽声。因为全车人都知道，我们必须在摇摆的车里，在10分钟内剖开腹部，找到人体最大的动脉，注入抗凝药物，否则，这个尸体的全部器官将由于凝血而死亡，也就意味着摘取移植物手术的失败，那几个眼巴巴等待移植手术的病人或将因此失去生存的机会。

经验丰富的驾驶员主动接下了计时任务。大约几分钟后，主刀医生命令准备冲洗液体和抗凝药物。大家松了口气，因为这意味着已经找到大动脉，并且插管成功了。驾驶员大声说，“6分钟!”车里气氛稍稍缓和，大家各就各位：取骨髓的，取角膜的，取肺的、取肝脏的、取肾脏的医生轮流到主刀位置，一切有条不紊。

4点左右，检验科医生将尸体的血型，电话报告给移植病房的住院总医生。住院总医生将根据这个血型进行安排，确定哪个有幸的病人接受手术。每当这时，总有一大群病人家属焦急等待在病房里，等待住院总医师的通知，配型结果出来，有兴高采烈的，也有满脸失望的。

4点30分，移植器官获取手术完毕。我们包扎好尸体，将手术台收拾干净。车里沉闷的气氛有些缓和，大家开始说话。驾驶员问，“小A，你刚才害怕吗?”小A说，有点，尤其不敢看犯人的脸。驾驶员说，“没事，多经历几次就好了，下次千万不要去看犯人的眼睛。”

这时主刀医生突然说，“大家静一下。我们并不认识这个死囚，但陪他度过了死亡后的那一刻。我们不知道他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但我们知道，他对我们的医学，对几个病人的生命，尽了他最后的贡献。我提议，大家默哀三分钟，对他表示感谢，代表医生，也代表那几个获救的病人。”

车厢里一下子静下来，3分钟过去了，大家再也没有恢复说话的兴致，有的打瞌睡，有的盯着窗外，一声不吭，直到医院。

5点左右，移植器官获取组工作人员返回单位，洗刷后下班，除了主刀医生。主刀医生在手术室继续进行移植器官的进一步修剪手术，修剪完毕后交给器官移植医生，任务完成。

无法解决的内心困惑

第二天早餐时间，照例翻看地方报纸，一条新闻，引起了我关注。新闻说，特大贩毒犯黄某某，年龄28岁，昨天执行枪决。后面还跟了句评论，政府对贩毒等犯罪绝不姑息，这次执行枪决，对社会群众起了很大的教育和警示作用。

突然想起什么，还有半杯牛奶和小片面包再也无法下咽。关于死刑的存废，内地颇有争议，各方意见不一。我坚信生死应该是上帝或者自然决定的，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中国人讲“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但是，在许多废除死刑的国家，尤其是在欧盟国家，“杀人不偿命，欠债要还钱”已被公众广泛接受。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对死刑的慎用，死刑犯的数量会不断减少。按照司法部门的远景设计，死刑将来有可能会最终废除。

因此从长远来看，依靠死刑犯人取得器官并不是一个解决器官短缺的有效途径，更不用说相对于每年150万的器官移植需求，死囚所能提供的器官本来就杯水车薪。

但是，作为一个医生，一个自然科学的从事者，我也是功利主义者。器官移植会给许多病人带来光明、健康，甚至重续生命。中国现在每年有许多等待器官移植的病人在遭受痛苦折磨，等待“死刑的宣判”，而另一边，许多死刑犯人宝贵的健康的器官，被无情地送到火葬场，烧成骨灰，白白地埋入土里。我治疗的很多病人，因为丧失了器官移植的最佳时机而死在漫漫等待途中，既然短期内死刑无法废除，我们为什么不对他们宝贵的脏器加以利用呢?

我，一个本质上的自由主义者，现实上的功利主义者，面对这种困境，尤其面对自己的内心，常常陷入莫名困惑和尴尬。几年后，我选择了离开器官移植这个领域，因为我无法解决内心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