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揭晓的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三位对激光物理领域有突破性贡献的科学家：来自美国的阿什金（Arthur Ashkin），来自法国的穆鲁（Gérard Mourou）和加拿大的斯特里克兰（Donna Strickland）。

《卫报》在第一时间推送的不到两百词的获奖快讯中，花了一整段文字来陈述这样一个事实：在三位获奖者中，女性物理学家斯特里克兰的上榜尤其让人兴奋。

这种兴奋一点也不夸张：上一次女性物理学家获此殊荣，还是1963年的德裔美国物理学家Maria Goeppert Mayer。而再上一次，是大家都熟知的居里夫人，在1903年。

以上提到的三位科学家，涵盖了历史上所有获得过物理诺奖的女性。其程度之罕见，已经可以让这件事本身成为新闻头条。

百年性别歧视史？

翻看诺贝尔奖的百年历史，某种层面上可以说，就是一部性别不平等的记录史。

一个数据是：从1901年第一次颁奖开始，截止到2017年，诺贝尔奖有844次授予男性，48次授予女性（其中居里夫人两次获奖）。此外还有27次授予组织。

当然，也可以说它是一部科研领域的性别进步史。自1901年到1980年的这80年间，所有的女性获奖者加起来的数量，与2000年-2015年这15年间的获奖女性数量大体持平。

不过，近两年的趋势又让人大跌眼镜：2016年和2017年颁发出的所有诺贝尔奖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位女性获得任何一个奖项。

在今天宣布斯特里克兰获奖之前，上一次女性登榜还是在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生理学或医学奖。

科学作家、物理学家Matthew Francis曾在其博客“伽利略的钟摆”（Galileo's Pendulum）中写道：诺贝尔奖偏好带有欧洲血统的男性，获奖者一般为欧美研究人员。这种偏好揭露出一个严肃的问题：女性和少数族裔很难在诺贝尔奖的考虑之列。

物理奖成重灾区

在诺奖的各个选项中，自然科学类奖项的女性获奖状况要整体差于文学奖与和平奖；而物理学奖又是自然科学领域的重灾区。

前文提到，包括斯特里克兰在内，迄今为止只有三位女性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截至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共授予了206位科学家，女性只占其中的不到2%。

在许多业界人士看来，除了女性物理学家人数相对少很多这一客观原因，恐怕也要部分归咎于以团队为主体的科学研究中，女性研究员的贡献容易不被认可。

诺贝尔奖（Nobel Prize）有个著名的别名——“没有贝儿的奖”（No-Bell Prize）——这起源于物理学奖的一次评奖争议。

1974年，两位英国科学家——Antony Hewish与Martin Ryle——因发现脉冲星而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Antony Hewish的女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的Jocelyn Bell Burnell却未能一起获奖。

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争议。一些为Jocelyn Bell Burnell打抱不平的人便将诺贝尔奖戏称为“No-Bell Prize”，这个称呼后来也频繁出现在许多女权主义著作里。

今天来看，女性物理学家的地位比起那个年代当然进步了很多。但反应到诺奖的评选上，仍然没有大的改善：从1903年居里夫人获奖，到1963年的Maria Goeppert Mayer，再到2018年的斯特里克兰——差不多间隔60年才见证一位女性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诞生。

这还不包含加入少数族裔的考虑维度。迄今为止的三位物理学家均为白人，而如果要期待一位亚裔、非裔、阿拉伯裔的女性物理学家，恐怕还要再等60年？

是纠正不平等、还是扭曲的配额制？

女性获奖人数少，这当然也是现实中女性科研人员整体状况的侧面体现。

诺贝尔基金会董事会的副主席Göran Hansson曾表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重点关注的是完成于二三十年以前的研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女性科学家比现在更少、性别不平等的状况更加严重。这或许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女性获奖者如此稀缺。他相信未来的几年、几十年的状况会有所改善。

但近年的状况并未积极支持这一预判。以物理学为例：一个来自英国的数据是，在2004年到2010年间，仍然只有20%的物理学博士是女性。

Göran Hansson也承认，即便是现在，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女性仍然非常少。但他拒绝透露目前女性提名的比例。他表示，从2019年开始，委员会将首次明确呼吁提名者考虑诺贝尔奖在性别、地理和主题方面的多样性。

但也有反对的声音。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一位发言人曾表示，诺贝尔本人在设下诺贝尔奖时的遗嘱是，“奖励那些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任何对少数族裔和性别实行配额的建议都将不符合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