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间10月8日下午，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将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和保罗·罗默（Paul M. Romer），以表彰其将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纳入宏观经济分析所做的贡献。

瑞典皇家学院在公布结果时说：“他们通过构建解释市场经济如何与自然和知识相互作用的模型，大大拓宽了经济分析的范围。”

威廉·诺德豪斯出生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开克，任耶鲁大学史特林经济学教授，是全球研究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顶级分析师之一。他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了研究全球变暖的经济学方法，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有效途径。

保罗·罗默是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他在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中构建了一个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以促进技术进步的数理模型。

不是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奖

1896年，瑞典科学家诺贝尔辞世并立下遗嘱：“请将我的财产变做基金，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作为奖金，奖励那些在前一年度为人类做出卓越贡献的人。”

为了实现诺贝尔的遗愿，瑞典国会折腾了好几年，终于在1900年通过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设立了化学奖、物理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文学奖和和平奖5个奖项。

也就是说，今天宣布的经济学奖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诺贝尔奖，因为它是在诺贝尔去世几十年后才被设立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于1968年，由瑞典中央银行在其成立300周年之际为纪念诺贝尔增设，全称是“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瑞典银行经济学奖”。

不过，尽管它不属于诺贝尔遗嘱中所提到的五大奖励领域，但此奖项与其他诺贝尔奖享有相同地位，遵循类似的评选规则。

该奖项的评奖机构与诺贝尔物理学奖和诺贝尔化学奖相同，均为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过程也仿照诺贝尔委员会设立了一个“评选委员会”，由该学院的五名成员组成。

每年9月，评选委员会会向数千名科学家、学会成员和大学教授寄发邀请函，请他们提名下一年度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候选人。

评选委员会和特别指定的专家会在来年对提名进行审查，并于9月结束前决定最终候选人名单。该院的社会科学家们会在10月初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进行投票表决，每年最多可选出三名获奖者。

由于该奖项不是根据诺贝尔的遗愿设立，自然也轮不到诺贝尔掏钱，这锅还得由当初设立它的人来背。

该奖项的奖金由瑞典中央银行拨付给诺贝尔基金会，金额在1000万瑞典克朗左右，每年因经济形势变化而有所浮动。2018年的经济学奖金是900万瑞典克朗（约合人民币696万元）。

按照诺贝尔当初的设想，诺贝尔奖奖金应保证一位教授20年不拿薪水却能继续其研究。不过，也不知是不是因为深谙经济学的大咖们都是挣钱小能手，拿奖后“乱花钱”的可不少，有人大方捐款，有人买乡村豪宅。

上一届得主理查德·塞勒在得奖时的获奖宣言是：“我会尽可能以最不理性的方式花掉奖金！”

“非经济学家”得主的中国情结

长期以来，诺贝尔经济学奖被视为“年长者之奖”。

据统计，该奖项得主的平均年龄为67岁。其中，最年轻的得主是51岁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罗，而最年长的得主是90岁的美国经济学家赫维克兹。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奖项的所有得主中有两名非经济学家，分别是1974年得主司马贺和2002年得主丹尼尔·卡内曼。

其中，有着中文名字的司马贺与中国渊源颇深。

司马贺原名赫伯特·西蒙，出生于1916年。在“乒乓外交”打破中美坚冰后的1972年7月，他作为美国计算机科学代表团成员首次访问中国，后多次来华交流讲学并合作研究，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0年，他作为美国心理学代表团成员第二次访华时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司马贺，与英文“西蒙赫”谐音，之后更是以70多岁的高龄开始学习中文。

司马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天才科学家。他跨界获得9个博士学位，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计算机科学家。

他还是人工智能学说的创始人之一，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二年，又成为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图灵奖得主。

其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对经济学有所涉及并创立了“注意力经济”等学术理论。但是，或许是其他领域的成就太过耀眼，获奖前没人称他为经济学家。

丹尼尔·卡内曼则是以色列裔美国心理学家，他从未接受任何正规的经济学课程，但因为心理学领域的“展望理论”对行为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自由与保守之争

截至2017年，该奖项得主共63名，囊括保守与自由两派的学者。

在诺贝尔经济学奖成立后的最初几十年，保守派和自由派经济学家都获得了该奖项，但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学奖被连续不断地颁发给保守派学者。

据《大西洋月刊》，牛津大学经济史学家艾夫纳·奥弗尔指出，这也许并非偶然，恰好与瑞典本身的政治冲突加剧相吻合。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本人也曾深入参与了瑞典政治，他最初是社会民主的拥趸，后来转而投向另一派，曾非常激烈地指出，工人权利、工会化等社会民主政策不利于繁荣。

奥弗尔在著作《诺贝尔因素：经济学奖、社会民主和市场转向》中记录了该奖项的历史，作者在书中描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学说。

其一简称为“经济学”，是研究人与自由市场的互动，主要依靠抽象理论、数学模型，以及理性行为假设；第二种学说被称为“社会民主”，涉及政府如何为其公民服务，并更多地关注为此所出台的公共政策。

简单来说，前者为自由派学说，强调市场奖励有钱人和成功者；而后者是保守派学说，强调社会民主和公民平等。这两种针锋相对的思想后来不断演变以互相适应。因此，诺贝尔经济学奖也由保守派和自由派学者交替获得。

但奥弗尔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该奖项似乎在不断强化自由市场的首要地位。

诺奖得主教你如何理财

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经济学家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这与经济理论对现实的贡献和景气的市场行情相关。

但是，据《卫报》，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济一蹶不振，经济学家的职业地位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除了经济的低迷，这还与后期的经济学研究过于理论化、对实际经济生活帮助不大有关。

不过，虽然大部分的经济理论都十分高冷，但也有一些得主的理论能用来解释生活现象。

理查德·塞勒：穷人越省越穷，富人越花越富

2017年的经济学奖得主理查德·塞勒提出了一个名为“禀赋效应”的理论，即当你拥有一样东西之后，你对它的评价会高于没有拥有它时。失去一样东西的痛苦要靠2倍获得的快感才能抵消。

对于穷人来说，钱是用来维持生计的，所以穷人对钱有“拥有感”，为了避免失去拥有的东西，他们容易产生安于现状的情结——不敢花钱。而富人则没有这种效应带来的心理负担，他们的钱是用来投资的，以创造更多的钱。

实际上，钱一旦停止流通就会失去价值，所以这个世界往往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安格斯·迪顿：年入7.5万美元的人最幸福

2015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曾对45万美国人的幸福感进行调查，该调查基于2008年和2009年美国民调机构盖洛普所进行的幸福指数调查数据。

他们经过梳理后发现，若年收入在7.5万美元以内，人的幸福感会虽收入增加而增加，但超过这一界点，人的幸福感增加便不再明显。换句话说，扎克伯格的幸福感或许还不如在三环内有五套房的房东们。

丹尼尔·卡内曼：第一印象往往不是真相

2002年的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曾提出“锚定效应”理论，即当人们做出判断时，会不由自主地受到第一印象的支配。

比如，人们遇到打折商品时都会去看原价，原价标得高就会非常高兴。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由自主将原价锚定为判断商品价值的基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