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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印度种姓制度下的卖淫女的悲惨人生

2021-01-11 世界之最 记者调查印度种姓制度下的卖淫女的悲惨人生

“过去5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整个20世纪死于所有战争的男性还要多。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

在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恩夫妇在亚非拉国家做了一次长途冒险旅行,在那里,性别歧视、性暴力、厌女价值观、家庭暴力、处女情结等现象,让女性犹如仍置身在18、19世纪的炼狱。

现代的全球奴隶交易,规模绝对比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交易来得庞大。

印度的现代奴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这几乎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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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的是,在性方面最为严格保守的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反而是从妓人数特别多的国家。

印度有200万至300万名娼妓,虽然她们当中有许多是自愿卖淫,且能拿到酬劳,但大部分是非自愿进入性产业的。2008年,关于印度妓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十几岁就入行的印度和尼泊尔娼妓,大约有半数表示她们是被强行带入妓院的。

在妓院工作的,大多都是从尼泊尔、孟加拉国或印度贫穷村庄所买来的少女奴隶。这些未受教育、低种姓阶级的乡下女孩,被社会刻意忽视——就像南北战争前的许多美国人刻意忽视奴隶制度的恐怖,只因为被鞭打虐待的人看起来跟他们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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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福布斯根杰镇(印度地名)的红灯区其实没有红灯。没错,那里没有电。妓院只是泥路上以泥砖为墙的家庭宅院,再独立搭盖几间茅屋给恩客使用。泥路上孩子们在追赶着玩耍,转角处有一家单门脸店面,卖色拉油、米和一点糖果。在比哈尔这个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北印度穷乡僻壤,除了性交易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商业活动。

米纳·哈西纳走在路上时,小孩都停下来,瞪着她瞧。大人也停下脚步,有些还对她怒目而视,紧张感油然而生。米纳30多岁,褐色皮肤,眼神温暖,笑起来有鱼尾纹,左鼻子上穿了一个饰纽,是个可爱的印度妇女。她一身纱丽,把乌黑的头发往后束起,漫步在那些看不起她的人群之中,显得相当自在。

米纳是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多年来都在纳特(Nutt)部族所经营的妓院里卖淫。“纳特”是控制当地性交易的低种姓阶级部族,传统上从事卖淫工作,也喜欢犯一些不甚严重的小罪。

他们是横跨两代的卖淫世界,即母亲自己卖淫,也把女儿养大做同样的事。

米纳经过一家家妓院,走进一间较大的茅屋(这个茅屋有时也用作学校),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好,那些停下来看她的村民又慢慢地重新干他们的活了。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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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九岁遭绑架被卖掉。”米纳开始娓娓道来。她出生于尼泊尔边境的贫穷人家,被卖到纳特部族,又被带到乡下一间房子里。妓院老板把青春期前的女孩养在那里,直到她们成熟到能够吸引嫖客。12岁那年(她还记得是初潮来临的五个月前)她被带到妓院。

“他们带进来第一个嫖客,跟他拿了许多钱。”米纳面无表情、语气平淡地回忆道。“我拳打脚踢,又哭又闹,让他无法得逞,”米纳说,“妓院老板最后不得不把钱还他,之后就用皮带、棍子和铁棒把我毒打一顿,我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摇摇头,好把记忆甩开。“但是就算他们打得再狠,我也抵死不从,后来他们亮出刺刀,说我要是不乖乖听话,就把我杀了。他们又试了四五个嫖客,我还是死不认命,他们继续毒打我,最后无计可施,只好把我弄醉:在我喝的水里掺酒,让我醉得不省人事。”接着,其中一名妓院老板强暴了她。她醒来后,宿醉难受,下体疼痛,明白了生米已煮成熟饭。“我是个废人了。”她当时心想。于是让步,不再对抗。

在米纳所待的妓院里,暴君是该家族的女家长阿伊奴。有时候阿伊奴会自己动手毒打女孩,有时候则指派媳妇或儿子来执行任务,他们全都心狠手辣。

“甚至不准我哭,”米纳回忆道,“要是有一滴眼泪,他们就会继续打。我总觉得生不如死,有一次从阳台往下跳,结果毫发无损,连脚都没断。”

米纳和其他女孩从来不被允许离开妓院,也从未拿过薪水。她们每天通常要接待十名或更多的嫖客,一周七天。要是女孩眯眼睡着,或是抱怨胃痛,老板就用毒打来解决问题。要是谁流露出任何反抗迹象,所有人都会被召集起来,目睹顽强不从的女孩被五花大绑之后狠狠鞭打。

“他们会把音响开到最大,好掩盖尖叫声。”米纳面无表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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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在米纳所待的妓院里,没有人使用保险套。米纳目前是健康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做过艾滋病病毒筛检。(虽然印度的艾滋病并没有肆虐,但是娼妓面临的风险特别高,因为要接触大量的客人。)

后来米纳意外怀孕了,这让她的心情跌入谷底。

“我不想生孩子,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我不想再浪费另一个生命。”米纳这么说。但是,就跟印度许多妓院一样,阿伊奴的妓院喜欢手下的女孩怀孕,认为这是繁殖新一代“摇钱树”的大好机会。孩子生出来后,女的长大成为妓女,男的成为洗衣做饭的仆人。

在没有医疗设备协助的情况下,米纳在妓院里生下一名女婴,取名为奈纳。很快,阿伊奴就把女婴从米纳身边带走,一方面不让她喂哺母乳(嫖客不喜欢分泌乳汁的妓女),另一方面,也会把女婴当作人质,确保米纳不会逃走。

“我们不让奈纳留在你身边,”阿伊奴跟她说,“你是妓女,没有名誉,随时都会逃走。”后来米纳又生了儿子维瓦克,妓院老板也把他带走了。米纳的两个孩子都在妓院里由他人抚养,活动范围主要是宅院里她不准进入的区域。

“他们软禁我的孩子,认为这么一来我就不会逃跑了。”她说。

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样的策略成功了。米纳曾经帮13名女孩逃脱,自己却没有逃走,她舍不得孩子。留下来的后果是遭受一次又一次毒打。

阿伊奴年轻时也是妓女,因此对年轻女孩毫不同情。“如果连我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可以做妓女,你们也可以。”阿伊奴这么告诉女孩们。她的确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当了妓女。“她们也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认命,”米纳解释,“没有人想做这行。”

米纳估计,生活在妓院的十几个年头里,她平均一周有五天会挨打。大多数女孩很快就承受不住,妥协了,米纳却从来没有轻言让步。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顽强和固执,必要时可以誓死不屈,这是村民不那么喜欢她的一个原因。她违反了印度乡下所认同的女孩该有的柔顺气质,她不仅顶嘴,而且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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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警方似乎不可能是妓院女孩的救星,因为警察会定期光顾妓院,而且能得到免费服务。

然而米纳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有一次她就偷偷跑到警察局求救。

“镇上一家妓院逼我卖淫,”米纳对警察局里一脸错愕的值班警员说,“老板没命地打我,还软禁了我的两个孩子。”警察们都出来观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边看边冷嘲热讽,赶她回去。

“你还真有胆啊!”一名警察斥责她。

可米纳执意要告妓院,最后警方不得已,只好要求妓院承诺不再打她,才把她送回去。妓院老板没有立刻处罚她,但是一名友善的邻居偷偷警告米纳说,老板打算杀了她——这在红灯区并不常见,就像农夫不会杀掉好乳牛这样的生产资料。

但要是有人把这里闹得鸡犬不宁,老板也只好杀鸡儆猴。

米纳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只得抛下孩子逃出妓院。她搭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到福布斯根杰镇,该地有人向阿伊奴的一个儿子马奴杰报告米纳的行踪,他很快赶到,并把米纳毒打一顿。

马奴杰不想让米纳再回到妓院惹麻烦,他命令米纳在福布斯根杰镇接客,把赚来的钱交给他。米纳不知道要是不乖乖照做是否还能活命,就同意了。

每次马奴杰来福布斯根杰镇收钱时,都对米纳给他的钱数相当不满,借此又是一顿痛打。有一次马奴杰把米纳摔到地上,用皮带狠抽,这时一名令人敬佩的当地男子——他叫库德兹,是名药剂师——打断了他:“你已经在利用她的身子,把她压榨成这副样子了,你还想把她打死吗?”

库德兹并没有扑到马奴杰身上把他揪开,但是对于米纳这种受尽社会白眼的女子而言,有任何人挺身而出替她说话,都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马奴杰住手后,库德兹把米纳扶了起来。米纳和库德兹住得很近,这次的事件让两人产生了情谊。之后,库德兹时常来找米纳聊天,后来向她求婚。米纳兴奋不已地接受了。

马奴杰听说这桩婚事后勃然大怒,他说愿意给库德兹10万卢比(2500美元)——非比寻常的高价——让他放弃米纳。这也许正反映了他的担忧:米纳可能会利用已婚妇女的新地位,为妓院带去麻烦。库德兹对于这项交易无动于衷。

“就算你给我25万,我也不会放弃她,”库德兹说,“爱情无价!”

米纳和库德兹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然后回到老家寻找父母。

她母亲已经过世(邻居说米纳失踪后,她母亲一直哭泣,最后疯了),她父亲看到女儿有如死而复生,不禁又惊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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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显然变好了,但是米纳忘不了她留在妓院的两个孩子,常常搭五个小时的巴士回到妓院。她站在外头,恳求他们把奈纳和维瓦克还给她。

“我尽可能多回去,”她回忆着,“我知道他们不会还我,还可能往死里打我,但我觉得必须试试。”

阿伊奴和马奴杰不让米纳进入妓院,他们用鞭子抽她,把她赶走;警察不理她;妓院老板不但威胁要杀了她,甚至扬言要绑架她与库德兹生的两个小女儿,然后卖到妓院去。

有一次,两个流氓出现在米纳家,要把两个小女孩偷偷带走,库德兹抓起一把刀,厉声警告:“你们要是胆敢动她们一根汗毛,我就把你们碎尸万段。”

米纳为她两个小女儿的安危恐慌不安,但是她也忘不了奈纳。她知道奈纳即将进入青春期,很快就会被推入市场,但是她能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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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常年采访米纳这样的女性,我们对于性交易的定义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们在美国长大,在中国和日本都生活过,认为卖淫是女性改变境遇或走出贫困的方式。

在香港,我们结识过一个澳洲妓女,她偷偷把雪莉(作者之一)带到“男人俱乐部”的衣物间与当地女孩见面,这些女孩都是因为看到了致富机会而下海从妓的。

我们以前不把娼妓当成被迫工作的奴隶,因为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大多数娼妓并非真正被迫卖淫。

然而,如果说今日有几百万妇女“确实”遭受奴役,其实并不夸张。(与19世纪奴役的最大差异在于,这些妇女有许多活不到30岁就死于艾滋病。)经常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用词“性贩运”,其实是一种误称。问题不在于性,也不在于卖淫本身。

在许多国家,譬如巴西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卖淫虽然很普遍,但大多是自愿的(是出于经济压力而非肉体强迫)。在那些地方,妓院不会把娼妓锁起来,而且许多娼妓是独立工作,不依靠妓院或皮条客。

问题也不全然出在“贩运”上,因为逼良为娼这回事,不见得就是把女孩运送到很远的地方。性贩运的恐怖,用“奴役”来形容更为贴切。

现代奴隶的总数难以估计。一项联合国报告估计,光是在亚洲,就有100万名儿童所处的环境跟奴役毫无差别。

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的数据是:“每年有100万名儿童被迫卖淫,而被迫卖淫的儿童总数可能高达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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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院经营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用羞辱、强暴、威胁和暴力来蹂躏女孩的心灵。

我们认识一名15岁的泰国女孩,她在破身之日被逼着吞食狗屎,妓院通过这个方式来粉碎她的自尊心。女孩遭到的蹂躏和恐慌感让所有逃走的企图都烟消云散,这时要控制她,就不见得需要用到暴力了。她可能会对过路客微笑抛媚眼,试着抓住路人,把他们拉进妓院。

许多外国人会以为她是自愿卖淫,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顺从老鸨的意思,不代表就是自愿的。

根据我们的估计,全世界有300万名女孩(以及极少数的男孩),可以贴切地说是在性交易中遭受奴役。这是保守的估计数字,不包括其他受操控及恐吓而卖淫的人数。这个数字也不包括其他几百万名18岁以下的人,她们未达到法定年龄,即便同意在妓院工作也无法成立。我们讲的这300万人,不仅确实是属于他人的财产,而且这当中有人在遭到主人杀害后,主人不受法律制裁的例子比比皆是。

严格来说,人口贩卖的一般定义是:(以暴力或欺骗手法)带某人跨越国际边界。可像米纳这样的女孩,并没有跨越国界,因而她被非法贩卖的际遇也并不是传统所定义的贩卖。同样地,在妓院中被当作奴隶一般对待的娼妓也大多不是。

相反,18世纪8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奴隶贸易鼎盛的十年里,每年平均只有不到8万名奴隶从非洲横跨大西洋被运送到新世界。在1811年和1850年之间,该平均人数下降到5万多名。换言之,21世纪初期,每年被贩卖到妓院的妇女人数,远高于18或19世纪每年从非洲运送到新开垦地的奴隶人数——当然,当时的总人口数远低于现在。根据《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观察:“不管确切数据是多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的全球奴隶交易,规模绝对比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交易来得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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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米纳的两个孩子奈纳和维瓦克在妓院里挨饿、被打,他们不清楚自己的父母是谁。

从小到大,奈纳都叫阿伊奴为奶奶,叫阿伊奴的儿子维诺德爸爸。有时候,他们跟她说维诺德的妻子嫔姬是她母亲,有时候又说她的生母已死,嫔姬是继母。但是当奈纳想去上学时,维诺德拒绝了她,他用更直白的语言来形容他们的关系。

“你得乖乖听我的话,”他跟奈纳说,“因为我是你的主人。”邻居试着跟这两个孩子透露实情。“别人总是说他们不可能是我亲生父母,因为他们把我虐待得不成人形。”奈纳回忆道。

这对姐弟偶尔会听到甚至看到米纳来到门前呼喊他们的名字。有一次米纳看到奈纳,告诉她:“我是你妈妈。”

“你不是,”奈纳回答,“嫔姬才是我妈妈。”

维瓦克也看见过米纳。“我以前常看到她被打。”他说,“他们说我妈妈已经死了,但是邻居说她才是我妈妈。我总是看到她回来。”

奈纳和维瓦克没上过一天学,也没看过医生,很少踏出妓院的门。他们被支使做家务,比如扫地和洗衣服。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妓院也不给鞋子穿,以免他们逃走。

奈纳快12岁时,有一天,他们要她在一个老男人面前走两圈,这让她相当不自在。“我向‘妈妈’打听那个男人,”奈纳回忆道,“结果她把我毒打一顿,叫我回去睡觉,不准吃晚饭。”

两三天之后,“妈妈”叫奈纳洗澡,带她去市场,给她买好看的衣服,还买了一只鼻环。“我问她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给我时,她又开始骂我。她说不管那个男人说什么,我都要乖乖照做。她还说,‘你爸爸已经收了那个男人的钱,把你卖了’。我开始大哭。”

嫔姬要奈纳穿上新衣服,但是奈纳把衣服甩开了,坐在那里泣不成声。维瓦克刚刚11岁,个子矮小,看起来乖乖的,却遗传了他母亲不肯屈服的脾性。他恳求“父母”和“奶奶”放姐姐一马,或是帮她找个丈夫。可维瓦克每一次求情,只是换来又一次毒打,一边挨打还一边被奚落。“你一毛钱也没赚过,”“父亲”嘲弄道,“别自不量力了,你以为自己是个英雄能保护得了你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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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维瓦克没有泄气,他锲而不舍地与虐待者对阵,恳求还姐姐自由。

在这个镇上,警员、政府官员、印度教祭司和有头有脸的中产阶级市民都对强迫卖淫视而不见,唯一可以听到的良知之声是一名11岁大的男孩发出来的,而他每一次发声,都遭到一顿毒打。他的直言不讳,并没有为姐姐带来好处;维诺德和嫔姬把他锁起来,逼奈纳穿上新衣服,卖淫为娼的事业从此展开。

“‘妈妈’跟我说不用害怕,因为那个男人不错,”奈纳回忆道,“接着他们把我锁进一个房间,那个男人已经在里面了,他叫我从里头把门锁上,然后凑了过来,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强暴了我。”

有一次一位恩客给了奈纳小费,她偷偷交给维瓦克,姐弟俩认为也许可以用电话(他们都没有用过这个科技产品)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真正母亲的神秘女子,好向她求救。但是当维瓦克试着打电话时,被妓院主人发现了,两个小孩又被一顿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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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奴打算用美人计来让维瓦克分心,她命令他和娼妓性交,他慌乱地逃开了,嫔姬对他又是一顿狠打。

维瓦克既愤怒又恐惧,认为唯一希望就是他逃出妓院,试着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母亲的女子。维瓦克打听到女子名叫米纳,住在福布斯根杰镇。一天早上他逃到火车站,用奈纳的小费买了一张车票。

“我吓得浑身发抖,以为他们会来抓我,把我剁了。”他回忆道。到了福布斯根杰镇之后,他一路询问,拖着沉重的步伐终于走到红灯区,拦住路人一个个问:米纳在哪里?米纳她住哪里?

最后,在走了好长一段路、转错了许多街巷之后,他知道离米纳家不远了,于是放声叫道:“米纳!米纳!”一名女子从一间小屋子走出来(维瓦克重述这段故事时嘴唇发颤),惊讶地打量着他。维瓦克和米纳互望了好一阵子,最后米纳震惊地开口:“你是维瓦克?”

母子团圆是人间至喜,那是被上帝祝福的几个星期,充溢着令人眩晕的纯然快乐,这是维瓦克这辈子第一次尝到的幸福感。米纳是个感情丰富的女人,维瓦克第一次感受到母爱,仿佛置身天堂。但是在得知奈纳的消息后,米纳固执的脾性又上来了——她发誓这次一定要救出女儿。

“她是我生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米纳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去救她。没有奈纳,简直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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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米纳注意到在印度打击性奴役的“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已经在福布斯根杰镇开设了一间办公室。

“世界自救妇女”的总部设于加尔各答,创办人是曾经担任记者、极具决心的鲁奇拉·古普塔。米纳是头几位进去求援的人之一。其他救援团体不愿意在比哈尔设立办事处,因为当地犯罪猖獗,但是鲁奇拉熟知这个地区,认为值得冒险。

“求求你,”米纳恳求鲁奇拉,“帮我把女儿救回来吧!”

众所周知,比哈尔的警方从来没有突击检查过妓院,但是鲁奇拉决定做个第一次。虽然阿伊奴的妓院跟地方警察关系不错,但是鲁奇拉跟中央警察的关系更硬,而且鲁奇拉耍起狠来,不输任何老鸨。

“世界自救妇女”开始炮轰地方警察,要他们突击检查妓院,拯救奈纳。警方破门而入,找到奈纳,把她带到警察局。但是奈纳当时被下了猛药,她面如死灰地望着米纳,麻木地说:“我不是你女儿。”米纳崩溃了。

奈纳后来解释,当时她觉得孤独又害怕,因为阿伊奴告诉她维瓦克已经死了。但是在警察局待了一小时之后,她逐渐明白自己有逃出妓院的希望,终于,她低语道:“是的,你是我妈妈。”

“世界自救妇女”迅速把奈纳送到加尔各答的医院,让她接受重伤和吗啡瘾的治疗——妓院经常给奈纳打吗啡,好让她乖顺听话,而戒吗啡的过程让人看得心如刀割。

可是,在福布斯根杰镇,米纳一家人的日子却变得更加困苦且危机四伏。

那里有些妓院的老板是阿伊奴和马奴杰的亲戚,对米纳深恶痛绝,就连纳特社群里不喜欢卖淫这一行的人,也不赞同警方突击检查。

镇民刻意避开“世界自救妇女”所设立的学校和庇护所,米纳和她的孩子也被瞧不起。

后来矛盾又被激化,在“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工作的一名年轻男子遇刺,米纳跟库德兹生的两个女儿也受到威胁。然而,米纳走在街上时,依然神色自若,她认为自己要是被这些吓到,那才叫好笑。

“他们善恶不分,”讲到当地村民时她轻蔑地说,“他们可能不屑跟我说话,但是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择善而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决不再接受自己或孩子卖淫。”

米纳在福布斯根杰镇的工作是担任小区组织干部,试着劝阻父母不要把女儿送去卖淫,呼吁他们让女儿接受和儿子同样的教育。后来,大家对于她的憎恶感减少了一些,但是依然认为她这个人咄咄逼人,没有女人味儿。

“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在比哈尔开办了寄宿学校,学校的部分资金来自美国支持者的捐助,米纳的孩子都在那里。学校有警卫看守,他们很安全。奈纳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老师,尤其想帮助贫困弱势的孩子。(文:尼可拉斯 雪莉 编辑:寰球公社 供网友参考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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