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50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遭到杀害的女孩，比整个20世纪死于所有战争的男性还要多。仅仅因为她们的性别。”
在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尼可拉斯·D.克里斯多夫和雪莉·邓恩夫妇在亚非拉国家做了一次长途冒险旅行，在那里，性别歧视、性暴力、厌女价值观、家庭暴力、处女情结等现象，让女性犹如仍置身在18、19世纪的炼狱。
现代的全球奴隶交易，规模绝对比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交易来得庞大。
印度的现代奴隶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这几乎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矛盾的是，在性方面最为严格保守的国家，比如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反而是从妓人数特别多的国家。
印度有200万至300万名娼妓，虽然她们当中有许多是自愿卖淫，且能拿到酬劳，但大部分是非自愿进入性产业的。2008年，关于印度妓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十几岁就入行的印度和尼泊尔娼妓，大约有半数表示她们是被强行带入妓院的。
在妓院工作的，大多都是从尼泊尔、孟加拉国或印度贫穷村庄所买来的少女奴隶。这些未受教育、低种姓阶级的乡下女孩，被社会刻意忽视——就像南北战争前的许多美国人刻意忽视奴隶制度的恐怖，只因为被鞭打虐待的人看起来跟他们不同。
01
福布斯根杰镇（印度地名）的红灯区其实没有红灯。没错，那里没有电。妓院只是泥路上以泥砖为墙的家庭宅院，再独立搭盖几间茅屋给恩客使用。泥路上孩子们在追赶着玩耍，转角处有一家单门脸店面，卖色拉油、米和一点糖果。在比哈尔这个靠近尼泊尔边境的北印度穷乡僻壤，除了性交易之外，基本没有什么商业活动。
米纳·哈西纳走在路上时，小孩都停下来，瞪着她瞧。大人也停下脚步，有些还对她怒目而视，紧张感油然而生。米纳30多岁，褐色皮肤，眼神温暖，笑起来有鱼尾纹，左鼻子上穿了一个饰纽，是个可爱的印度妇女。她一身纱丽，把乌黑的头发往后束起，漫步在那些看不起她的人群之中，显得相当自在。
米纳是印度的伊斯兰教徒，多年来都在纳特（Nutt）部族所经营的妓院里卖淫。“纳特”是控制当地性交易的低种姓阶级部族，传统上从事卖淫工作，也喜欢犯一些不甚严重的小罪。
他们是横跨两代的卖淫世界，即母亲自己卖淫，也把女儿养大做同样的事。
米纳经过一家家妓院，走进一间较大的茅屋（这个茅屋有时也用作学校），找个舒服的姿势坐好，那些停下来看她的村民又慢慢地重新干他们的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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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八九岁遭绑架被卖掉。”米纳开始娓娓道来。她出生于尼泊尔边境的贫穷人家，被卖到纳特部族，又被带到乡下一间房子里。妓院老板把青春期前的女孩养在那里，直到她们成熟到能够吸引嫖客。12岁那年（她还记得是初潮来临的五个月前）她被带到妓院。
“他们带进来第一个嫖客，跟他拿了许多钱。”米纳面无表情、语气平淡地回忆道。“我拳打脚踢，又哭又闹，让他无法得逞，”米纳说，“妓院老板最后不得不把钱还他，之后就用皮带、棍子和铁棒把我毒打一顿，我被打得皮开肉绽。”她摇摇头，好把记忆甩开。“但是就算他们打得再狠，我也抵死不从，后来他们亮出刺刀，说我要是不乖乖听话，就把我杀了。他们又试了四五个嫖客，我还是死不认命，他们继续毒打我，最后无计可施，只好把我弄醉：在我喝的水里掺酒，让我醉得不省人事。”接着，其中一名妓院老板强暴了她。她醒来后，宿醉难受，下体疼痛，明白了生米已煮成熟饭。“我是个废人了。”她当时心想。于是让步，不再对抗。
在米纳所待的妓院里，暴君是该家族的女家长阿伊奴。有时候阿伊奴会自己动手毒打女孩，有时候则指派媳妇或儿子来执行任务，他们全都心狠手辣。
“甚至不准我哭，”米纳回忆道，“要是有一滴眼泪，他们就会继续打。我总觉得生不如死，有一次从阳台往下跳，结果毫发无损，连脚都没断。”
米纳和其他女孩从来不被允许离开妓院，也从未拿过薪水。她们每天通常要接待十名或更多的嫖客，一周七天。要是女孩眯眼睡着，或是抱怨胃痛，老板就用毒打来解决问题。要是谁流露出任何反抗迹象，所有人都会被召集起来，目睹顽强不从的女孩被五花大绑之后狠狠鞭打。
“他们会把音响开到最大，好掩盖尖叫声。”米纳面无表情地说。
02
在米纳所待的妓院里，没有人使用保险套。米纳目前是健康的，但是她从来没有做过艾滋病病毒筛检。（虽然印度的艾滋病并没有肆虐，但是娼妓面临的风险特别高，因为要接触大量的客人。）
后来米纳意外怀孕了，这让她的心情跌入谷底。
“我不想生孩子，我的人生已经浪费了，我不想再浪费另一个生命。”米纳这么说。但是，就跟印度许多妓院一样，阿伊奴的妓院喜欢手下的女孩怀孕，认为这是繁殖新一代“摇钱树”的大好机会。孩子生出来后，女的长大成为妓女，男的成为洗衣做饭的仆人。
在没有医疗设备协助的情况下，米纳在妓院里生下一名女婴，取名为奈纳。很快，阿伊奴就把女婴从米纳身边带走，一方面不让她喂哺母乳（嫖客不喜欢分泌乳汁的妓女），另一方面，也会把女婴当作人质，确保米纳不会逃走。
“我们不让奈纳留在你身边，”阿伊奴跟她说，“你是妓女，没有名誉，随时都会逃走。”后来米纳又生了儿子维瓦克，妓院老板也把他带走了。米纳的两个孩子都在妓院里由他人抚养，活动范围主要是宅院里她不准进入的区域。
“他们软禁我的孩子，认为这么一来我就不会逃跑了。”她说。
就某种程度而言，这样的策略成功了。米纳曾经帮13名女孩逃脱，自己却没有逃走，她舍不得孩子。留下来的后果是遭受一次又一次毒打。
阿伊奴年轻时也是妓女，因此对年轻女孩毫不同情。“如果连我自己的亲生女儿都可以做妓女，你们也可以。”阿伊奴这么告诉女孩们。她的确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当了妓女。“她们也被打得死去活来，最后只好认命，”米纳解释，“没有人想做这行。”
米纳估计，生活在妓院的十几个年头里，她平均一周有五天会挨打。大多数女孩很快就承受不住，妥协了，米纳却从来没有轻言让步。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顽强和固执，必要时可以誓死不屈，这是村民不那么喜欢她的一个原因。她违反了印度乡下所认同的女孩该有的柔顺气质，她不仅顶嘴，而且还手。
03
警方似乎不可能是妓院女孩的救星，因为警察会定期光顾妓院，而且能得到免费服务。
然而米纳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有一次她就偷偷跑到警察局求救。
“镇上一家妓院逼我卖淫，”米纳对警察局里一脸错愕的值班警员说，“老板没命地打我，还软禁了我的两个孩子。”警察们都出来观看这难得一见的场面，边看边冷嘲热讽，赶她回去。
“你还真有胆啊！”一名警察斥责她。
可米纳执意要告妓院，最后警方不得已，只好要求妓院承诺不再打她，才把她送回去。妓院老板没有立刻处罚她，但是一名友善的邻居偷偷警告米纳说，老板打算杀了她——这在红灯区并不常见，就像农夫不会杀掉好乳牛这样的生产资料。
但要是有人把这里闹得鸡犬不宁，老板也只好杀鸡儆猴。
米纳担心自己性命不保，只得抛下孩子逃出妓院。她搭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到福布斯根杰镇，该地有人向阿伊奴的一个儿子马奴杰报告米纳的行踪，他很快赶到，并把米纳毒打一顿。
马奴杰不想让米纳再回到妓院惹麻烦，他命令米纳在福布斯根杰镇接客，把赚来的钱交给他。米纳不知道要是不乖乖照做是否还能活命，就同意了。
每次马奴杰来福布斯根杰镇收钱时，都对米纳给他的钱数相当不满，借此又是一顿痛打。有一次马奴杰把米纳摔到地上，用皮带狠抽，这时一名令人敬佩的当地男子——他叫库德兹，是名药剂师——打断了他：“你已经在利用她的身子，把她压榨成这副样子了，你还想把她打死吗？”
库德兹并没有扑到马奴杰身上把他揪开，但是对于米纳这种受尽社会白眼的女子而言，有任何人挺身而出替她说话，都算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马奴杰住手后，库德兹把米纳扶了起来。米纳和库德兹住得很近，这次的事件让两人产生了情谊。之后，库德兹时常来找米纳聊天，后来向她求婚。米纳兴奋不已地接受了。
马奴杰听说这桩婚事后勃然大怒，他说愿意给库德兹10万卢比（2500美元）——非比寻常的高价——让他放弃米纳。这也许正反映了他的担忧：米纳可能会利用已婚妇女的新地位，为妓院带去麻烦。库德兹对于这项交易无动于衷。
“就算你给我25万，我也不会放弃她，”库德兹说，“爱情无价！”
米纳和库德兹结婚后，生了两个女儿，然后回到老家寻找父母。
她母亲已经过世（邻居说米纳失踪后，她母亲一直哭泣，最后疯了），她父亲看到女儿有如死而复生，不禁又惊又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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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显然变好了，但是米纳忘不了她留在妓院的两个孩子，常常搭五个小时的巴士回到妓院。她站在外头，恳求他们把奈纳和维瓦克还给她。
“我尽可能多回去，”她回忆着，“我知道他们不会还我，还可能往死里打我，但我觉得必须试试。”
阿伊奴和马奴杰不让米纳进入妓院，他们用鞭子抽她，把她赶走；警察不理她；妓院老板不但威胁要杀了她，甚至扬言要绑架她与库德兹生的两个小女儿，然后卖到妓院去。
有一次，两个流氓出现在米纳家，要把两个小女孩偷偷带走，库德兹抓起一把刀，厉声警告：“你们要是胆敢动她们一根汗毛，我就把你们碎尸万段。”
米纳为她两个小女儿的安危恐慌不安，但是她也忘不了奈纳。她知道奈纳即将进入青春期，很快就会被推入市场，但是她能怎么办？
04
常年采访米纳这样的女性，我们对于性交易的定义有了不同的看法。我们在美国长大，在中国和日本都生活过，认为卖淫是女性改变境遇或走出贫困的方式。
在香港，我们结识过一个澳洲妓女，她偷偷把雪莉(作者之一)带到“男人俱乐部”的衣物间与当地女孩见面，这些女孩都是因为看到了致富机会而下海从妓的。
我们以前不把娼妓当成被迫工作的奴隶，因为美国、中国和日本的大多数娼妓并非真正被迫卖淫。
然而，如果说今日有几百万妇女“确实”遭受奴役，其实并不夸张。（与19世纪奴役的最大差异在于，这些妇女有许多活不到30岁就死于艾滋病。）经常用来描述这种现象的用词“性贩运”，其实是一种误称。问题不在于性，也不在于卖淫本身。
在许多国家，譬如巴西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卖淫虽然很普遍，但大多是自愿的（是出于经济压力而非肉体强迫）。在那些地方，妓院不会把娼妓锁起来，而且许多娼妓是独立工作，不依靠妓院或皮条客。
问题也不全然出在“贩运”上，因为逼良为娼这回事，不见得就是把女孩运送到很远的地方。性贩运的恐怖，用“奴役”来形容更为贴切。
现代奴隶的总数难以估计。一项联合国报告估计，光是在亚洲，就有100万名儿童所处的环境跟奴役毫无差别。
英国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The Lancet）的数据是：“每年有100万名儿童被迫卖淫，而被迫卖淫的儿童总数可能高达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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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院经营模式的一个基本要素，是用羞辱、强暴、威胁和暴力来蹂躏女孩的心灵。
我们认识一名15岁的泰国女孩，她在破身之日被逼着吞食狗屎，妓院通过这个方式来粉碎她的自尊心。女孩遭到的蹂躏和恐慌感让所有逃走的企图都烟消云散，这时要控制她，就不见得需要用到暴力了。她可能会对过路客微笑抛媚眼，试着抓住路人，把他们拉进妓院。
许多外国人会以为她是自愿卖淫，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顺从老鸨的意思，不代表就是自愿的。
根据我们的估计，全世界有300万名女孩（以及极少数的男孩），可以贴切地说是在性交易中遭受奴役。这是保守的估计数字，不包括其他受操控及恐吓而卖淫的人数。这个数字也不包括其他几百万名18岁以下的人，她们未达到法定年龄，即便同意在妓院工作也无法成立。我们讲的这300万人，不仅确实是属于他人的财产，而且这当中有人在遭到主人杀害后，主人不受法律制裁的例子比比皆是。
严格来说，人口贩卖的一般定义是：（以暴力或欺骗手法）带某人跨越国际边界。可像米纳这样的女孩，并没有跨越国界，因而她被非法贩卖的际遇也并不是传统所定义的贩卖。同样地，在妓院中被当作奴隶一般对待的娼妓也大多不是。
相反，18世纪80年代，在大西洋两岸奴隶贸易鼎盛的十年里，每年平均只有不到8万名奴隶从非洲横跨大西洋被运送到新世界。在1811年和1850年之间，该平均人数下降到5万多名。换言之，21世纪初期，每年被贩卖到妓院的妇女人数，远高于18或19世纪每年从非洲运送到新开垦地的奴隶人数——当然，当时的总人口数远低于现在。根据《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观察：“不管确切数据是多少，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的全球奴隶交易，规模绝对比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交易来得庞大。”
05
米纳的两个孩子奈纳和维瓦克在妓院里挨饿、被打，他们不清楚自己的父母是谁。
从小到大，奈纳都叫阿伊奴为奶奶，叫阿伊奴的儿子维诺德爸爸。有时候，他们跟她说维诺德的妻子嫔姬是她母亲，有时候又说她的生母已死，嫔姬是继母。但是当奈纳想去上学时，维诺德拒绝了她，他用更直白的语言来形容他们的关系。
“你得乖乖听我的话，”他跟奈纳说，“因为我是你的主人。”邻居试着跟这两个孩子透露实情。“别人总是说他们不可能是我亲生父母，因为他们把我虐待得不成人形。”奈纳回忆道。
这对姐弟偶尔会听到甚至看到米纳来到门前呼喊他们的名字。有一次米纳看到奈纳，告诉她：“我是你妈妈。”
“你不是，”奈纳回答，“嫔姬才是我妈妈。”
维瓦克也看见过米纳。“我以前常看到她被打。”他说，“他们说我妈妈已经死了，但是邻居说她才是我妈妈。我总是看到她回来。”
奈纳和维瓦克没上过一天学，也没看过医生，很少踏出妓院的门。他们被支使做家务，比如扫地和洗衣服。他们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妓院也不给鞋子穿，以免他们逃走。
奈纳快12岁时，有一天，他们要她在一个老男人面前走两圈，这让她相当不自在。“我向‘妈妈’打听那个男人，”奈纳回忆道，“结果她把我毒打一顿，叫我回去睡觉，不准吃晚饭。”
两三天之后，“妈妈”叫奈纳洗澡，带她去市场，给她买好看的衣服，还买了一只鼻环。“我问她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给我时，她又开始骂我。她说不管那个男人说什么，我都要乖乖照做。她还说，‘你爸爸已经收了那个男人的钱，把你卖了’。我开始大哭。”
嫔姬要奈纳穿上新衣服，但是奈纳把衣服甩开了，坐在那里泣不成声。维瓦克刚刚11岁，个子矮小，看起来乖乖的，却遗传了他母亲不肯屈服的脾性。他恳求“父母”和“奶奶”放姐姐一马，或是帮她找个丈夫。可维瓦克每一次求情，只是换来又一次毒打，一边挨打还一边被奚落。“你一毛钱也没赚过，”“父亲”嘲弄道，“别自不量力了，你以为自己是个英雄能保护得了你姐姐？”
06
维瓦克没有泄气，他锲而不舍地与虐待者对阵，恳求还姐姐自由。
在这个镇上，警员、政府官员、印度教祭司和有头有脸的中产阶级市民都对强迫卖淫视而不见，唯一可以听到的良知之声是一名11岁大的男孩发出来的，而他每一次发声，都遭到一顿毒打。他的直言不讳，并没有为姐姐带来好处；维诺德和嫔姬把他锁起来，逼奈纳穿上新衣服，卖淫为娼的事业从此展开。
“‘妈妈’跟我说不用害怕，因为那个男人不错，”奈纳回忆道，“接着他们把我锁进一个房间，那个男人已经在里面了，他叫我从里头把门锁上，然后凑了过来，我打了他一巴掌，他强暴了我。”
有一次一位恩客给了奈纳小费，她偷偷交给维瓦克，姐弟俩认为也许可以用电话（他们都没有用过这个科技产品）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真正母亲的神秘女子，好向她求救。但是当维瓦克试着打电话时，被妓院主人发现了，两个小孩又被一顿毒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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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伊奴打算用美人计来让维瓦克分心，她命令他和娼妓性交，他慌乱地逃开了，嫔姬对他又是一顿狠打。
维瓦克既愤怒又恐惧，认为唯一希望就是他逃出妓院，试着找到那位自称是他们母亲的女子。维瓦克打听到女子名叫米纳，住在福布斯根杰镇。一天早上他逃到火车站，用奈纳的小费买了一张车票。
“我吓得浑身发抖，以为他们会来抓我，把我剁了。”他回忆道。到了福布斯根杰镇之后，他一路询问，拖着沉重的步伐终于走到红灯区，拦住路人一个个问：米纳在哪里？米纳她住哪里？
最后，在走了好长一段路、转错了许多街巷之后，他知道离米纳家不远了，于是放声叫道：“米纳！米纳！”一名女子从一间小屋子走出来（维瓦克重述这段故事时嘴唇发颤），惊讶地打量着他。维瓦克和米纳互望了好一阵子，最后米纳震惊地开口：“你是维瓦克？”
母子团圆是人间至喜，那是被上帝祝福的几个星期，充溢着令人眩晕的纯然快乐，这是维瓦克这辈子第一次尝到的幸福感。米纳是个感情丰富的女人，维瓦克第一次感受到母爱，仿佛置身天堂。但是在得知奈纳的消息后，米纳固执的脾性又上来了——她发誓这次一定要救出女儿。
“她是我生的，我永远也忘不了她，”米纳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就要去救她。没有奈纳，简直度日如年。”
07
米纳注意到在印度打击性奴役的“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已经在福布斯根杰镇开设了一间办公室。
“世界自救妇女”的总部设于加尔各答，创办人是曾经担任记者、极具决心的鲁奇拉·古普塔。米纳是头几位进去求援的人之一。其他救援团体不愿意在比哈尔设立办事处，因为当地犯罪猖獗，但是鲁奇拉熟知这个地区，认为值得冒险。
“求求你，”米纳恳求鲁奇拉，“帮我把女儿救回来吧！”
众所周知，比哈尔的警方从来没有突击检查过妓院，但是鲁奇拉决定做个第一次。虽然阿伊奴的妓院跟地方警察关系不错，但是鲁奇拉跟中央警察的关系更硬，而且鲁奇拉耍起狠来，不输任何老鸨。
“世界自救妇女”开始炮轰地方警察，要他们突击检查妓院，拯救奈纳。警方破门而入，找到奈纳，把她带到警察局。但是奈纳当时被下了猛药，她面如死灰地望着米纳，麻木地说：“我不是你女儿。”米纳崩溃了。
奈纳后来解释，当时她觉得孤独又害怕，因为阿伊奴告诉她维瓦克已经死了。但是在警察局待了一小时之后，她逐渐明白自己有逃出妓院的希望，终于，她低语道：“是的，你是我妈妈。”
“世界自救妇女”迅速把奈纳送到加尔各答的医院，让她接受重伤和吗啡瘾的治疗——妓院经常给奈纳打吗啡，好让她乖顺听话，而戒吗啡的过程让人看得心如刀割。
可是，在福布斯根杰镇，米纳一家人的日子却变得更加困苦且危机四伏。
那里有些妓院的老板是阿伊奴和马奴杰的亲戚，对米纳深恶痛绝，就连纳特社群里不喜欢卖淫这一行的人，也不赞同警方突击检查。
镇民刻意避开“世界自救妇女”所设立的学校和庇护所，米纳和她的孩子也被瞧不起。
后来矛盾又被激化，在“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工作的一名年轻男子遇刺，米纳跟库德兹生的两个女儿也受到威胁。然而，米纳走在街上时，依然神色自若，她认为自己要是被这些吓到，那才叫好笑。
“他们善恶不分，”讲到当地村民时她轻蔑地说，“他们可能不屑跟我说话，但是我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择善而从。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决不再接受自己或孩子卖淫。”
米纳在福布斯根杰镇的工作是担任小区组织干部，试着劝阻父母不要把女儿送去卖淫，呼吁他们让女儿接受和儿子同样的教育。后来，大家对于她的憎恶感减少了一些，但是依然认为她这个人咄咄逼人，没有女人味儿。
“世界自救妇女”组织在比哈尔开办了寄宿学校，学校的部分资金来自美国支持者的捐助，米纳的孩子都在那里。学校有警卫看守，他们很安全。奈纳希望有朝一日成为老师，尤其想帮助贫困弱势的孩子。（文：尼可拉斯 雪莉 编辑：寰球公社 供网友参考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