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5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参观者使用华为手机体验虚拟现实技术。
最近堪称华为的艰难时刻。
12月10日，就在孟晚舟事件持续发酵之时，日本出台了一个新的政府采购规定，又一个国家或将对华为关上大门。
当天，日本首相官邸召开各府省厅网络攻击对策负责人出席的会议，决定将一些产品排除出政府采购清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随后在记者会上表示，不采购可能被植入窃取、破坏信息和令信息系统停止等恶意功能的设备，并非针对特定的企业和设备。
虽然日方没有直接点名华为，但结合此前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对华为的禁令，以及日本政府之前也表示过将考虑禁止中国华为和中兴的产品，因此观察家普遍认为，日方的决定事实上已经将华为和中兴的产品排除在了政府采购清单之外。
在当天中国外交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在回应这个问题时说，中方此前已通过外交渠道同日方进行了沟通。他还表示：“中方将对日方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保持密切关注。重要的是，中国企业在日本的正常经营活动不能受到任何歧视性对待。”
此前，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已相继对华为发出禁令。同为“五眼情报联盟”成员国的英国已向另一大中国电信设备供应商中兴通讯发布禁令，目前正面临着是否对华为采取类似做法的压力。而加拿大应美方要求，于12月1日拘押了华为副董事长、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行为，也让该国政府面临两难境地。
走出国门20年后，已经将自己定位为“全球公司”的华为，正面临着一次巨大的考验。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
成立于1987年的华为，从代理香港公司产品起家，逐渐开始自主开发产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单一产品的持续开发与生产，用“农村包围城市”的销售策略，以低成本的方式迅速抢占市场，公司规模不断扩大。
到1995年，华为的销售规模已经达到15亿元，员工数量也达到800人，成为全国电子行业百强排名第26位的民营企业。但由于中国国内电信设备市场的总体发展速度放缓，华为在传统的程控交换机领域的利润被吞蚀，面临着空前的竞争压力，而市场需求也开始出现多元化。
“‘走出去’是为了活下去！”华为副董事长郭平曾在2012年的一次会议上这样解释华为“走出去”的内在动力。据他介绍，1998年的时候，国内电信运营商正在酝酿第一次重组，几个运营商都在忙内部重组，“谁都不订货，我们的产品和设备卖不出去，所以逼迫我们往外走，找市场。”
1998年，华为“走出去”的首选市场就是俄罗斯，用郭平的话说，“两眼一抹黑”，只能从了解客户开始，做好充分调研，等待进入的时机。
那时候海外电信市场竞争激烈，最初的几年异常艰辛，几乎没有什么回报，但华为坚持了下来。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为华为带来了机遇——当时所有的西方公司都撤走了，坚守的华为获得了市场，也拿到在俄罗斯的第一单合同，约16亿美元。
这一阶段，华为在海外市场的拓展依然采用“农村包围城市”战略，选择从发展中国家开始做起，以低成本战略，逐步将产品打入到发达国家市场。
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曾说过，在全球电信投资里，大约30％在北美，30％在欧洲，“面对巨大的市场，如果不尽快使我们产品全球覆盖，那就是投资的浪费、机会的浪费。”
于是，华为开始寻求打入欧美市场的机会，首先从通过各地苛刻的认证开始。郭平清楚地记得，2003年，华为打算进入欧美市场，第一站就是英国，但必须接受英国电信（BT）的认证，没想到这一过程历时近两年，甚至严苛到连华为供应商宿舍的生活环境，认证主管都要亲自去看一下，“因为这是BT的社会责任”。
2005年，华为成为BT首选的21世纪网络供应商，为BT的21世纪网络提供多业务网络接入部件和传输设备。
而在此前一年，华为已经实现在欧洲的首次重大突破，获得荷兰运营商Telfort价值超过2500万美元的合同。
“国际化的过程，意味着你的一切商业活动都要按照国际规则来进行，要按照国际化的要求来完善内部体系的建设，在规则上一定要遵守客户认证的要求。”郭平表示，在整个过程中为客户创造价值，是华为国际化得以成功的根本。2005年，华为的海外合同销售额首次超过国内合同销售额。
“华为是中国少有的愿意去了解全球的技术治理机制，熟悉全球专利制度和电信标准技术制度，与技术治理的利益相关方有很好的互动，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超越现有治理机制的一个公司。”清华大学全球产业4.5研究院副院长、经济管理学院创新创业与战略系副主任朱恒源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
在朱恒源看来，中国建设全球化的过程，是进入商业市场的全球化过程，所有人都需要适应，不仅包括接纳在中国全球化的外国企业，也包括想要全球化的中国企业。但是，主导全球的话语体系是欧美发达国家建立的，要在这个体系里崛起、发展、为自己争取空间，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会用别人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个语言首先是英语，其次是规则。
“我们一定要通过技术的发展去争取自己的利益，而技术的规则是内嵌于社会规则中的，否则技术将一文不值。”朱恒源说。
华为英国公司成立于2001年，总部位于伦敦附近的雷丁，业务遍及英国各地。
华为印度研究所的办公区。
“全球公司”
根据华为2017年年报，目前华为业务遍及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服务全世界1/3以上的人口。2017年，华为销售收入实现6036.21亿元，其中，受益于企业业务数字化转型加速和智能手机市场份额的提升，欧洲、中东、非洲地区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1638.54亿元，同比增长4.7％；亚太地区实现销售收入744.27亿元，同比增长10.3％。只有美洲区域受拉丁美洲运营商业务市场投资周期波动影响，销售收入有所下滑，为人民币392.85亿元。
华为的业务主要分为三大部分，运营商业务、企业业务和消费者业务，分别占2017年销售收入的49.3％、9.1％和39.3％，而全球化业务也主要是围绕这三大部分开展。
在运营商业务中，5G开始步入商用部署，loT（物联网）、视频、云等被广泛应用，2017年，在运营商业务中，华为实现销售收入2978.38亿元，同比增长2.5％。
来自华为的数据显示，2017年，华为已在全球十余个城市与30多家领先运营商进行5G预商用测试，性能全面超越国际电信联盟（ITU）要求，在全球签署超过350个NFV（网络功能虚拟化）和380个SDN（软件定义网络）商用合同，超过30个CloudAIR 无线空口云化商用网络和超过50万个loT基站。全球运营商固定视频用户超过1.9亿，移动视频的活跃用户数达到14亿。
在企业业务中，目前有197家世界500强企业、45家世界100强企业选择华为作为数字化转型的合作伙伴。2017年，华为企业业务实现销售收入549.48亿元，同比增长35.1％。
2017年．华为消费者业务销售收入人民币2372.49亿元，华为智能手机全球市场份额突破10％，居全球前三，全球品牌知名度从81％提升到86％。截至2017年12月，华为在全球建立零售阵地超过45000家，同比增长近10％。
根据华为官网信息，目前，华为在全球有60个分支机构，其中非洲4个，亚太地区14个，欧洲24个，拉丁美洲8个，中东8个，北美2个。
除了分支机构外，华为还在世界各地建立研发中心。1999年，华为在印度班加罗尔设立研发中心。第二年，又将另一个海外研发中心设在了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到2001年，华为在美国设立全球第四个研发中心，并加入国际电信联盟（ITU）。目前，华为在全球有36个联合创新中心，研究院（所/室）有14个。
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近十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人民币 3940亿元。2017年，华为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约8万名，占公司总人数的45％ ，研发费用支出为896亿元，约占全年收入的14.9％。
任正非曾在一次采访中将华为定位为一家“全球企业”，因为“超过70％的员工来自当地”。截至2017年年底，华为员工约18万名，员工国籍超过160个。
朱恒源认为，企业的全球化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仅提供产品；二是在海外建立公司，由企业本国的管理者去管理；三是当地人管理当地人。世界上知名的跨国企业都经过了“管理者的天花板”，但现在很多企业都已经由当地人管理，甚至已经接受外国人进入企业的核心管理层。在这一点上，华为尽管还停留在第二层次，但“已经是全球化程度相当高的中国企业”。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前院长、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学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吴晓波对“全球公司”则有另一番解读。他表示，全球公司是近年来崛起的一种新公司形式，它在DMS，即研发设计－制造－服务三大价值创造环节上实现更完全的全球经营，即全球研发、全球制造、全球服务，其员工及各战略资源和市场上也实现了高度的全球化。
“华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崛起的‘全球公司’。它与西方原来意义上的基于本国的核心资源，尤其是技术资源，在世界各地开展经营的‘跨国公司（MNC）’不同。”吴晓波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吴晓波曾访问过在埃及、英国、加纳等各地的华为公司，为其严格的、制度化的合规管理所折服。“跨越传统的国界和超越自我中心的全球运营是全球公司最大的特色，因而合规是其管理运营的核心——不仅遵循本国的法律法规，更应符合各国际组织的各种规范。”在他看来，华为是中国最早实行“合规经营”的公司之一，在全球各地与当地的法律法规制度有着严密的遵从体系和制度化的管理。
然而，就这样一个遵从当地法规、为当地创造大量就业的中国企业，目前正面临着被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围剿”的命运。
全球化进程中的成人礼
尽管很早就开始在美国设立研究中心和分支机构，但华为一直没能真正进入美国市场。即便如此，华为一直谨守美国法律，特别是2007年，孟晚舟主导与美国IBM公司合作，开始长达八年的华为IFS（集成财经服务）变革，构建了数据系统，并在资源配置、运营效率、流程优化和内控建设等方面建立规则，使华为开启了精细化管理之路。
这套源自美国的管理流程和制度，使得华为在全球化视野上更具有西方的管理思维，一直以来都将合规、安全作为管理红线。
今年4月，华为本欲凭借mate10系列手机进入美国市场，却因“中兴事件”不得不暂时搁置。
4月16日晚，美国商务部以中兴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规定、把自己的产品销售给伊朗为由宣布对中兴的禁令。美方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未来7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而据《华尔街日报》今年4月的报道，美国当时也在调查华为是否因“技术紧张局势升级而违反对伊朗的制裁”，却一直没有发布确凿的证据。对此，华为回应称，“我们希望美国不要采取可能进一步损害投资者对美国商业环境的信心，损害其国内经济以及正常、公开、透明和双赢的国际关系的行动。”
业内人士分析，美国制裁中兴，背后折射的是中国集成电路行业的问题。中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半导体市场，但集成电路设计企业的主流产品仍然集中在中低端，基础能力上的欠缺，强烈依赖第三方的先进IP核、先进工艺和外包设计服务，最终行业将受制于人。
借由“中兴事件”，美国运营商拒绝了与华为的合作，甚至宣称华为手机存在“安全”问题。
5个月后，即今年9月，华为子公司海思半导有限公司推出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手机芯片麒麟980，主要用于华为手机。这一只给“自家用”的麒麟芯片一经发布，便引起强烈关注。此前，华为的手机芯片供应商主要是美国的高通和中国台湾的联发科。
尽管华为高层在多个场合强调，荣耀手机采用多芯片策略，即使华为有能力持续开发芯片，也并没有完全自产自用。在上个月公布的2018年度核心供应商名单中，来自美国的企业有33家，在芯片供应商中，高通和联发科依然在列。
在朱恒源看来，在集成电路（IC）领域，长久以来，以美国为主导，建立了一套基于集成芯片技术本身形成的商业制度体系，对这套知识产权设计和封装，通过专利费的形式分享收益，从欧洲到东亚，甚至是中国台湾，这套规则都受到完全的遵从，已经形成一套利益平衡机制。
而华为显然是打破了这种多年来被发达国家公司维护的利益平衡。但朱恒源认为这是技术进步的必然，“技术进步需要冲突，一套贸易结构的改变，需要经历风雨的历程，任何一个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创新在全球崛起时，都要经历这样一个成人礼。”朱恒源表示，这是一个颠覆式创新的过程。
从目前的信息来看，华为动的奶酪不光是IC领域，更是未来有着巨大发展空间的5G。随着5G时代的到来，各国展开激烈的竞争，其中中国和美国的竞争最为激烈。
今年5月，在3GPP主办的5G标准投票会议上，全球通讯企业对于未来5G使用的技术进行投票，其中分为长码、短码、控制码三个环节。竞争者主要是华为的Polar短码技术和高通的LDPC长码技术。
最终，华为以一票之差出局，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依旧需要付给高通大量的专利费。但经此一役，华为在未来的5G时代，已经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目前，华为已与二十多个国家的企业签署了5G商用合约。
这正是美国所担忧的。此前，美国提出禁止华为产品在五眼情报联盟之间使用，特别是五眼情报共享网络。作为五眼情报联盟成员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已经禁止华为进入其5G网络。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很早就和华为开展合作的英国，以及和华为一直合作良好的加拿大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在此节骨眼上，美国以华为使用非官方子公司SkyCom来促进与伊朗的交易，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措施为由，要求加拿大拘押并引渡孟晚舟，更是将这一冲突充分暴露出来。
“这是各国在全球化竞争中，为保护各自既得利益，力图维护对本国公司利益而实施的各种法律行为。”吴晓波认为，由于新生的“全球公司”活动范围之广、之深，超越了传统经济立法，加上各自的立场和理解差异，导致了法律法规及其执行上一定程度的矛盾和冲突。
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王江雨认为，孟晚舟事件让华为顿时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给其他国家坐实了华为在安全上有问题的印象，美国的盟友们在和华为打交道上会很谨慎，想尽办法去避免使用华为的技术和产品。而不一定听从美国意见的国家，在和华为打交道时也会很谨慎，认为华为是个“危险的企业”。
对于华为而言，虽然声誉和市场都会受到较大损失，一方面要通过正当的法律手段去应对，另一方面，也要展现出企业的独立性。“中国政府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护自己的国民，企业也是国民，但华为和政府是两个个体，双方不必配合，要展现出各自的角色。”王江雨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朱恒源认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华为的几个声明都非常克制，这也是华为令人敬佩的地方。
但朱恒源并不认为华为会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某些国家以侵犯国家安全为由，劝说或禁止别国使用华为的产品，这是政治决策，但从长远来看，政治的权力不可能深入到所有领域，最后扼杀商业的机会。”
在朱恒源看来，如果中国企业要推全球化，就要相信互惠互利的商业决策是推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全球化退潮的时候，中国和中国企业要扛起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旗帜，而不是保护主义的旗帜。
吴晓波并不同意华为受到“阻击”“围剿”的说法，他认为这是“逆全球化”的一部分。在他看来，某些西方国家出于其某些方面的共同利益而对中国企业的采取竞争手段上的“逆全球化”措施，是违背了它们在长期的优势期中所一直标榜的“自由竞争”原则，不利于全球利益的最大化。
“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政客出于各种自私利益考量，而将本国法律置于国际法之上，以种种‘莫须有’的猜测和臆断，实行‘泛政治化’倾向。”吴晓波担忧地说，它将极大地破坏文明世界所信奉的、基于“公平竞争”基础上达到“来自竞争的繁荣”的市场机制。
“相信华为坚持合规经营的做法不会变，也相信中国政府会依法做好对此事件的理性处置，更相信全球文明体系的理性力量。”吴晓波表示，在新一轮产业革命崛起的“范式转变期”，更需要各国政治家们理性沟通，站在时代的新起点上，站在人类命运共同利益之上，携手共进，走出逆全球化的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