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杰，曾经是我的丈夫
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弟弟——溥杰，曾经是我的丈夫。
促成这段婚事的，是我的四姑母瑾太妃和溥杰的母亲瓜尔佳氏。当年这两位长辈的关系极好，四姑母提出这桩婚事时，她早已请人测定了溥杰与我的生辰八字，吻合相生，双方家长一拍即合，立刻订了婚。那年我17岁，溥杰14岁，正符合那个时代“女大三，抱金砖”的吉利说法。很快，由堪舆界师傅为我们选择了良辰吉日，溥杰带着丰盛的礼物，到我家行了纳聘之礼。清宫皇室也十分重视，特派了与双方都有亲属关系的内务府大臣耆龄，出任纳聘的带领和督导，使这门亲事从订婚时起，就蒙上了鄭重的官方色彩。
我和溥杰正式结婚是在四年之后，我已经21岁，他也18岁进入成年了。我们结婚的新房在醇亲王府内，是男家精心油饰一新的宽敞漂亮的大屋，记得由公婆——醇亲王载沣和他的福晋瓜尔佳氏亲自定名为“树德堂”。按满族古律，新房树德堂的所有桌椅摆设均由我们女家过礼陪嫁，只是新婚花被和床褥是由男方置办。其他一切婚俗与汉人差不多，溥杰向新娘花轿射三箭啦，我迈马鞍啦，他掀盖头啦，一起喝交杯酒啦，两个人共同吃子孙饽饽长寿面啦……全部一应做齐，最终结为百年之好。
不过，由于我俩婚后相处时间较短，竟然很多人并不知道我是溥杰的原配，有人把他后来与日本女人的第二次结婚当成首次，把他的日本太太嵯峨浩说成是他的发妻，这当然是错误信息。误传的一个因由颇令我为之唏嘘，人们稍稍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日本的书报杂志甚至戏剧电影，多年来不断制造“溥杰及其夫人嵯峨浩”的各种报道、传闻和故事，最近还有朋友告诉我，日本电影界正在筹划拍摄一部日剧《流转的王妃，最后的皇弟》，大讲溥杰和嵯峨浩的恩爱故事，剧本已然写好，只是尚未开拍。但是，中国制作的任何关于我和溥杰的这类宣传品则很少，仅有的一些涉及溥杰和我的文字，只是以偏概全地说他与我感情极差。
我不是非要争一个“溥杰原配夫人”的名号，那实在是一点意思也没有的事。只不过，此事涉及当年日本为了侵略中国而导演的一出建立伪满洲国复辟清室皇权的丑剧。当年那丑剧中一个步骤，就是逼我与溥杰离婚，接着是令溥杰与特选的日本女子结婚，再下一步的阴谋和如意算盘是，设法让溥杰生个有日本血统的儿子，再有，他们更大的阴谋是，将来让这日本血统的溥杰之子，继承不能生育的溥仪的伪满洲国皇帝大位，实现日本统治满蒙进而染指全中国的美梦。奇怪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伪满洲国早已寿终正寝，日本也以惨败告终，宣传伪满洲国的溥杰与日本女人美满婚姻的节目照样招摇于市，而我们中国揭露日本人逼迫溥杰与我离婚，再与日本女人结婚生子，以求将来的“皇帝”是日本血统而受日本操控的文章却从未见到，更无须侈谈影视作品了。
溥仪看上了我 瑾太妃让我嫁了溥杰
现在，我以平实无华、与世无争的心态，回忆已经过了一大半的人生，评价与溥杰共同生活的那段旧事，我觉得，那既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悲哀。
20世纪70年代将尽的时候，由于一个特别的机遇，有朋友代为搭桥，我与溥杰又联系过一次。那时，我俩都已过了古稀之年，我坦率地说了与他结婚的既幸运又悲哀的两种感受，他并没表示反对。
为什么说与溥杰结婚是我的“幸运”呢？
这要从早年说起。我很小的时候，就被四姑母瑾太妃接进宫里。她为了排解孤独寂寞，给我开创了玩乐嬉戏的极大空间。自然而然，我成了当时也正年幼的溥仪溥杰两兄弟在宫中的玩伴，造就了我们的青梅竹马。我要顺便说一下，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溥杰曾在北京发表文章，谈到他与我结婚之事，大多是准确无误的，只是他说直到结婚之日，还不知道新娘什么模样，这是违反事实的。我同溥杰曾在宫中嬉戏玩耍不知多少次，他怎会不知道我的样子呢？
溥仪筹办大婚“选妃”之时，我已亭亭玉立，有几位太妃曾把目光盯住了我，溥仪对我也曾颇有好感。就在这关键时刻，四姑母瑾太妃却大唱反调，在宫内郑重其事放出风声，她用了从来也没用过的贬斥字眼，说我“生性浮躁”，不适宜做妃子侍候“皇帝”，她指令要我嫁给溥杰，并说生辰八字已然测定完全相符。就这样，我避过了“皇上”选妃，被四姑母瑾太妃指婚，后来嫁予“皇帝”之弟溥杰了。
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按照四姑母的观察和她的自身体验，妃子通常难有好结果，打开各朝各代宫廷史，被惩罚甚至杀害的妃子不计其数，她认为五姑母珍妃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各朝代侥幸没遭大灾大难的皇妃，也会一辈子关在禁宫之内，度过难以忍受的禁锢生活。四姑母力主我嫁给“皇帝”之弟，正是这个原因。
溥杰傻乎乎地接受了我四姑母瑾太妃的指婚指令，客观上给了我一个不做“皇妃”的自由身。否则，我若嫁给“皇上”成了“皇妃”，那么“皇后”婉容和淑妃文绣后来一再“出错”“犯罪”而被辱骂、欺辱，甚至服毒自杀的悲惨结局，就变成我唐石霞的遭遇了。嫁给溥杰算我的幸运，难道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坊间有些传说、野史，说我和溥杰从结婚开始，就争论吵闹嫉恨成仇，没有丝毫感情，我要说，那不是真实的情况。争吵是所有夫妇都可能有的，我与溥杰也不例外，有时发生矛盾是不争的事实，但说我们毫无感情，却是言过其实的。
说实话，溥杰对我曾倾注爱慕和支持，是我的又一幸运。请你们看，这儿有两幅扇面，是为我记录这部口述历史的惠伊深保存多年的我的画作，它很能说明我和溥杰关系亲密。这两幅扇面注明的日子是我在乙丑年画的国画花卉，画上有我的“怡莹”签名和图章，请注意，画上还有溥杰的题字，以及他的签名和图章。这两幅扇面都是我画画他题字，是表明我们夫妻恩爱的合作的精品。画中写明赠给“啸桐”和“双桐花馆主”，目的是恳请我和溥杰的老朋友及亲戚、我九姊唐梅的丈夫——画家惠孝同斧正。我的姐夫惠孝同，就是现在替我记写这部口述的惠伊深的父亲。这两幅扇面真迹，是姐夫惠孝同生前交予惠伊深保存的早年纪念物，它正好证明了我和溥杰当年意趣相投、互爱互敬。他写我画亲密合作完成的这两幅扇面，创作于乙丑年，亦即我和溥杰结婚的第二年，它是当年向既是画家又是亲戚的惠孝同先生献丑讨教的作品，这两幅扇面不虚不假，权作我和溥杰绝非没有感情的证物吧。
溥杰帮我逃离 日本特务的追杀
溥杰曾着力保护我的人身安全，使我免遭日本军政恶势力毒手，那也是让我终生不会忘记的、更大的堪称幸运之事。很多人知道，我俩的爱好兴趣不同，溥杰喜欢习武、读书、书法，我喜欢写诗、绘画、跳舞。政治取向不同更使我们有时出现截然相反的立场差异，那是无法弥合、不能融通的。
例如当年，溥杰在日本人策划下，配合他的哥哥溥仪，紧锣密鼓准备“复辟皇室”时，溥杰曾邀我去“新京”，被我拒绝了。日本关东军头领第一次劝他娶个日本妻子时，溥杰出于正道的传统，开始时也曾拒绝了，他义正词严地反驳日本人的话说：“我有太太，不能再娶。”但是后来，残酷的政治形势巨变，日本人软硬兼施，向他描绘东洋女人如何温顺服从的同时，更暗示他娶个日本太太是政治需要，警告他不能再拒绝。日本军界透露信息，会直接出面，武力威逼溥杰与我离婚。
这时，溥杰异常害怕，他估计我若全然不知，在家被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硬逼离婚，按我的性格会坚决不从，肯定会招来横祸。于是，他接受了要他娶日本太太的“好意”，同时，私下却急匆匆秘密潜回家中，找到我，说明紧急情勢，催我迅速逃跑保命：“三十六计走为上！”溥杰怕我应付日本特务追捕时发生不测，竟然塞给我一把手枪，说必要时保命自卫。我吓了一跳，拿着从没摸过的枪械，出了一身冷汗。溥杰的举止郑重，显示形势严峻、不可小觑，与此同时，我也感到他对我的一片诚心，感人至深。
我没有犹豫，按溥杰的意见，立即避险逃亡。我出走后，先用假名住进了北京西交民巷的六国饭店。几天后我得到消息，日本军人真的闯入我家，扑空之际，竟然可笑地逼我的弟弟，在我和溥杰的“离婚”文件上替我签了字。我不敢在北京久留，连忙转赴天津，由于害怕不懂如何使用的手枪反会招惹麻烦，偷偷在行前将其扔进了城外的护城河里。没了手枪，我的心反而踏实宁静许多，闭目静思，自己以前虽做过一些让溥杰并不满意的事，但在我面临生死的关头，他完全不计前嫌，不愧是我曾经的挚友，让我感觉与他相处的缘分中，按上天的安排，幸运是不可抹掉的组成部分。
与溥杰结婚，当然，换个角度看，也是我的悲哀。那是问题的另一个侧面了。
我和溥杰正式结婚的时候，仍有时住在紫禁城里，“皇室”还没被彻底赶出紫禁城。我们的结婚吉日是1924年1月12日，我21岁，溥杰18岁，我比他大三岁，正应了民俗说法：“女大三，抱金砖。”不过，不单我们，谁也没抱着金砖，没在安乐窝过上幸福日子，反而是婚后不久，我们就被赶出了“皇宫”，自此开始走上颠沛流离的崎岖坎坷之路。我们住过醇亲王府北府他家的宅院，也住过我们唐家，还住过张学良宅第，又住过溥仪的天津张园府邸，甚至后来我流落全国各地，直至漂泊香港；溥杰则走上建立伪满洲国的邪路，投靠日本，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锒铛入狱……
我和溥杰的性格迥异、爱好不同和政治取向相反，决定了我们迟早分道扬镳的结局。在那个年代、有那样的身份、处于那样的环境中，我们长时间维持着各过各的生活状态，表面上保持有各人的自由空间，实际很多时候是若即若离。我不能爱真正爱的人，不敢放开胆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长时间保留着十分虚幻的“皇家福晋”的名分，今日想来，这也算是我曾经无法排解的悲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