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角塘村卫星图（资料图）
中国有44个牛角塘村，长沙市天心区的牛角塘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个。它地处长沙南郊，在市区快速扩张中，不断向这座“新一线城市”的边界靠近。107国道穿村而过，这条中国的公路动脉上，挂着各省牌照的货车终日不息，牛角塘村和它一起见证了中国经济全速前进的巅峰时期。村子的前景同样光明，它所处的“长株潭城市群”核心区域，是湖南省，乃至整个长江中游最重要的增长极之一。
从另一方面看，它也遭遇过不幸。过去14年里，一个村支书曾疯狂攫取过村子和村民的财富。他最常用的手段是收买和欺骗，很多村民听到“朱拉练”的名字时，还会竖起大拇指，细数他的“好人好事”。
在平静缓慢的乡村生活里，朱拉练偷走了本该属于村民的财富。
2018年4月，他忽然消失，传闻被天心区纪委监委带走。8个月后，人们在一份官方通报里得知他的消息：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涉嫌犯罪行为被移送司法机关继续调查。他的罪状包括但不限于操控基层换届选举，把村子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大肆侵吞集体财产，“小官巨贪”……
一些村民感到震惊。在邻居邢忠良（化名）眼里，村支书一直没什么架子，见面时总是笑呵呵的，“凡事都能想到人”。一位在国道旁开汽修店的村民仍记得朱拉练曾帮他搞定营业执照，“如果这次不出事，他人还是不错的”。
“他是典型的‘两面人’，很多村民被他的小恩小惠蒙蔽，认不清他的真实面目。” 在天心区纪委办案人员看来，朱拉练违纪违法具有很强的“隐蔽性”。
在朱拉练的“生意”里，土地是最重要的生财工具。他从抱怨种地“不划算”甚至已经抛荒的村民手里租下稻田，流转至自己公司名下，然后承接长沙各种建设工地上无处处理的土方，用来填平田地，最后再租赁给为城市建设提供原料的搅拌厂。
村民拿到令人满意的租金，被四处驱赶的搅拌厂拿到寸土寸金的土地，朱拉练从这个看似两全其美的过程中获利。只是每一方都忽略了，这场处处违法违规的交易，最终没有“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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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角塘村与城市无比接近，但又界限分明。
长沙地铁1号线在距离村子4公里的地方设置了终点站，负责检修的车辆段则在村里落地。
一条新修的12车道马路从长沙的主干道万家丽路延伸过来，尽头就是泥泞的107国道。新马路的两侧是长沙高新产业的“总部基地”，经过统一规划的新大楼和新厂房错落有致。国道沿线则是一些等待拆除的搅拌厂、停满挖掘机的二手交易市场，以及村里裸露着水泥外墙的楼房。
地处特殊的区位，让牛角塘村的村民呈现一种类似“半市民化”的状态。他们很多人都在不远处的“长株潭商圈”上班，晚上回到并不具备城市公共服务的家中。
他们几乎已经脱离土地，近10年，村里抛荒的稻田越来越多，为数不多还在耕种的农田，大多由家里的老人打理。一名村民算了一笔账，除去秧苗、化肥等成本，一亩水稻一年收入500元左右，如果收成不好或者粮价波动，甚至还要赔钱。
对生活在牛角塘的村民来说，不管他们有没有觉察到，村子都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过渡时期”。
朱拉练在这段时间“进场”。2005年，3个行政村合并成立新的牛角塘村，朱拉练成功当选村支部书记和村主任。随后他以个人名义成立了“鑫明农庄”和“鑫明物业”两家公司，把目光瞄准了村里最常见，也是最优质的“资产”——那些在村民眼中“没有用”的农田。
从2005年开始，朱拉练通过租赁的方式，把村民的农田流转至自己公司名下。一份村民向记者提供的“土地（稻田）租用合同”显示，牛角塘村107国道旁的农田，2005年每亩的租金是2580元，按每年10%递增。到2017年村民最后一次领到租金时，已经涨到接近8100元。
对大部分村民来说，这都算得上是划算的交易。只是他们都没在意，合同里并没有明确租赁土地的用途。
彼时，在城市这端，2005~2015年长沙的GDP几乎翻了5倍，增速在全国33个主要城市里位居榜首。就像这10年间，全国各地的城市都在经历的那样，一眼望去，城市里到处都是围挡起来的工地，天际线上矗立着颇具层次感的塔吊。
长沙也不例外，经济体量的膨胀推着它不断扩张自己的边界，高楼拔地而起，地铁从无到有。如何处理修建地基、隧道挖出的土方，一时成为城市的难题。
牛角塘村的农田成了承载地。几乎从合同生效的那天起，渣土车就开始出现在村里的各片农田，繁忙的时候，一天24小时都不会停工。
“我晚上站在二楼往外看，渣土车排着队亮着灯，就像一条龙。”村民唐英（化名）回忆当时的场面。她家的3亩地都租给了朱拉练，原本的水田如今已经被填到高过路基，因为没有植被覆盖，大片红土直接裸露在外面。
到2018年事发前，朱拉练已经把全村24个村民小组中15个组的1000多亩土地流转至自己公司名下。
14年间，从长沙各处工地满载土方的渣土车不断驶向牛角塘村，然后倾倒填埋。这几乎改变了牛角塘村的生态，甚至改造了村里的地形。
除了大量水田变成“旱地”，很多池塘也被填平。一个小水库消失不见，变成了一座小山。
这个名叫育泥潭的水库位于村子的老屋冲组，多年来一直用于农田灌溉。家住在水库旁的周涵告诉记者，3年前水库刚刚加固完堤坝，随后就开闸放水，水放干后渣土车就开了进来。
“水库填平后，就开始填我们的田。”周涵回忆，一开始村民并没有太在意这些渣土车，后来组里的田被填到三四米高时，村民们才觉得不对劲，“再填，地就完全没用了”。
组里派代表去和朱拉练交涉，对方以“已经签了合同”为由拒绝停工。后来村民带着帐篷“上山”，晚上在土方上面轮流守夜，与渣土车队对峙。
“那时是11月，晚上很冷，我们就在上面烧柴，一直待了两个月。”周涵告诉记者。
村民最终在这场对峙中败下阵来。两个月里车队确实没再施工，但已经被填埋的水田也不可能再被复原。“与其什么都没有，还不如拿点租金。”村民撤下山后，施工恢复正常。他们记得，直到朱拉练出事前，渣土车还在“山顶”上不断倾泻土方。
如今，这座把整个自然村北面围起来的小山，已经遮挡了周涵家下午的阳光。沿“山脚”筑起的1米高的水泥墙，是这座渣土山唯一的防护设施。村民告诉记者，在去年的几场大雨中，山坡已经有过两次“滑坡”，“塌下来的泥土把山下的水泥路都埋上了”。
没人说得清，这些堆积成山的土方到底来自多少处长沙的建设工地。市区里那些极富现代感的摩天大楼、整洁明亮的地铁站，都可能与这座光秃秃的渣土山有关。
就这样，渣土生意成为朱拉练积累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
朱拉练的家
鑫明农庄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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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田被填平后，搅拌厂就来了。
这些需要大片土地又容易产生粉尘和废水的企业很快被吸引过来。村口开汽修店的老板王国强（化名）记得，最多的时候，村子107国道沿线一共有10家大型搅拌厂。“国道上每天都堵，全是搅拌车。”
因为朱拉练几乎垄断了村里的土地资源，搅拌厂只能从他手中租下土地，然后支付租金。从村民手中低价租来农田，处理土方赚一笔，最后高价租给企业，朱拉练在这场几乎无需支付成本的生意中，只赚不赔。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一位商人曾向朱拉练提出要在牛角塘村经营搅拌厂，朱拉练以村委会名义找到当地某果园负责人要求收回土地，对方提出要100万元的补偿，朱拉练回头向搅拌厂商人要价160万元，60万元轻松落入自己的腰包。
在朱拉练任村支书、村主任的14年间，牛角塘村成了违规企业的灰色地带。一方面，这些企业生产的混凝土被源源不断地运往长沙的各个建筑工地，浇灌出高楼大厦的骨架；另一方面，无论这些企业的产品对这座城市有多重要，也无法忽视它们从一开始就带着“原罪”从事生产。
2017年3月，牛角塘村的一家搅拌厂发生坍塌事故。长沙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在这次事故的调查报告里提到，涉事搅拌厂“在未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的情况下，租用农用地进行混凝土搅拌站的建设”“在未取得建设规划许可证和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施工”，分别涉嫌违反土地管理法和城乡规划法。
牛角塘村村委会将集体土地出租给涉事搅拌厂用于非农建设，明显违反了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条，关于“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的规定。
调查报告还提到，2005年，长沙县国土资源局（牛角塘村在2015年之前隶属长沙县管辖）就因“非法用地”，对牛角塘村6家搅拌厂立案查处。只不过，当时国土局只向违规企业收缴了罚款，并没有依法行使“没收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的强制措施。
2015年，牛角塘村由之前的长沙县，划入长沙市天心区管辖。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身份从“村民”变成了“市民”。
107国道正在等待拓宽，牛角塘村“城市化改造”也被提上日程。这个村庄即将结束它服务城市发展的历史使命，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016年10月，天心区政府成立了“关停拆除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全力推进搅拌场站和砂石场的关停拆除工作”，牛角塘村的一众搅拌厂被列为“第一批”处理对象。到2017年年底，107国道旁的搅拌厂几乎消失不见，剩下大片坑洼不平的水泥地。
这一年，村民们拿到最后一笔土地租金。朱拉练的“土地流转”生意几乎陷入死局，半年后，他“春风得意”的时代戛然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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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通常的评判标准来看，朱拉练并不是一个典型的“村霸”。
在村民印象中，他身上没有横行乡里、飞扬跋扈的故事，反而更像个“好人”“善人”。
朱拉练在兄弟四人中排行老幺，他和大哥一家住在一个名叫“朱氏佳园”的“小区”里，“小区”只有两家人的两栋别墅。
邢忠良家就在“朱氏佳园”的斜对面，平日里他总能跟朱拉练碰面。
“他（朱拉练）为人很和善，没见他耍过官威。”邢忠良是个电工，朱拉练曾经请他去给“鑫明农庄”的游泳池排线。他白天按时上班，农庄的会计给他正常记工。有时他晚上散步，走到农庄附近也会进去“忙活一阵”。晚上没有会计记工，发工资时，邢忠良只领到了白天正常工时的工钱。
邢忠良记得，游泳池正式完工那晚，他突然接到朱拉练的电话，“邀我去农庄吃饭”。饭桌上，朱拉练拿出500元，交给邢忠良。
“他说这是我晚上的工钱，我做的他都看在眼里，绝对不会亏待我。”邢忠良垂下眼睑，轻叹一声。
邢忠良对朱拉练的“大方”印象深刻。他记得有一次开村民大会，有村民在下面起哄没有烟抽。“朱拉练二话不说，马上派人去买烟，回来一人一包软中华”。
村里只要有学生考上大学，朱拉练都会自掏腰包送上慰问金，“一本2000元，二本1000元”。村里有人生大病，朱拉练也会出资帮助。逢年过节时，孤寡老人们也会收到朱拉练献出的“爱心”。
这些消息在4000多人的村子里反复传播，以至于那些没有见过朱拉练的人，也听说过他的事迹。
事实上，朱拉练的“政治生涯”也是从这样的“小礼品”开始的。
2004年三村合并后，新的牛角塘村村委会举行第一次选举。村民唐英回忆，当时他们村民小组的妇女组长曾提着一条鱼到自己家里，告诉她“村委会选举时投朱拉练一票”。
鑫明农庄旁的一户村民收到了小组长送来的一包“芙蓉王”香烟，对方同样向他提出了“投朱拉练一票”的请求。
“他在牛角塘村第一届村委会选举时，采取发名片、请吃喝、送香烟的方式， 请9个村民小组的‘三长’（党小组组长、妇女组长、村民小组组长）投票支持并帮忙拉票。”《中国纪检监察报》在报道里提到，当时还只是三村合并前其中一个村党支部委员的朱拉练，已经“觉察到有利可图”。
天心区纪委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成功当选牛角塘村支书和村主任后，朱拉练收了8个“徒弟”，其中两人被他安排进了村“两委”。
“这些‘徒弟’平时就围着朱拉练吃吃喝喝，在换届选举中，他都安排‘徒弟’参选，分散主要竞争对手的票数。”上述办案人员说。
土地流转为村民谋得“利益”，再加上不错的口碑，很多村民也把选票投给朱拉练。此后的数次换届选举，朱拉练都如愿连任。
在后来的调查中，天心区委组织部的工作人员发现，朱拉练在历次换届选举中，得票率都超过90%，最近的一次甚至达到了96%。
朱拉练“当政”期间，村委会搬进“鑫明农庄”办公。据天心区纪委监委有关工作人员介绍，朱拉练每年都会自己出资，给村干部发放各种补助、误工费，还“以个人成立的公司名义为4名村‘两委’成员购买养老保险”。
14年间，除了一些很快就被平复的小插曲，牛角塘村的一切看似风平浪静。朱拉练开上了路虎、奔驰，在流转来的田地里盖起了别墅。村民因为拿到租金得到了实惠，村干部因为跟着慷慨的领导尝到了甜头，没有人试图破坏这种平衡。
即使在天心区的干部考核里，朱拉练也可以称得上一个“能人”。一位天心区委组织部官员告诉记者，朱拉练对上级安排的任务完成得都很好，“尤其是急难险重的事，他总能提前办妥”。
“在2017年村支‘两委’换届中，群众推荐、部门联审、干部考察谈话等环节都没有发现朱拉练的问题。”上述组织部官员感叹。
当时没人能想到，这个“好人”“善人”“能人”的另一面，竟是贪婪、狡诈。孙美青告诉记者，经调查，朱拉练通过村集体“三资”敛财，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
事实上，这个通过欺骗和违法建立起来的“独立王国”早就摇摇欲坠、危机四伏，党纪国法对它的致命一击即将到来。
天心区纪委监委是从去年1月开始陆续接到有关朱拉练的举报的。孙美青告诉记者，从2015年天心区区划调整后，区纪委就比较重视这些“新干部”的情况。
在2018年年初，区委就要求区委巡察办安排机动巡察组进驻牛角塘村开展巡察，了解和掌握第一手情况。“在村里待了两个月，每天都去村民家走访、问询。”
6月，区纪委监委、区政法委、区公安局联合成立了专案组，区委书记多次组织会议，分析、研判案情。
10月，朱拉练被开除党籍，涉嫌违法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继续接受调查。那些曾经跟着朱拉练“喝汤”的村干部，也都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牛角塘村所处的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纪工委的负责人，因为“把关不严、发现不及时等问题”，也被问责。
如今，牛角塘村新的村支书和村第一书记已经上任，村子看起来和往常一样平静。只是，老屋冲北面的那座土山还矗立在原地，村民们的土地刚刚确权，却已经认不出自己的土地在哪里。
村委会已经搬离鑫明农庄，诺大的庄园空无一人。朱拉练新建的别墅大门紧闭，外面的铁丝网上挂着村委会的条幅：摸清农村集体家底，防止集体资产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