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昏老，襄公出头
宋襄公，宋桓公次子，本名子兹甫（？～前637年），春秋五霸之一。其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史记・宋微子世家》记载：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
事件的详细原由是：
齐桓公晚年昏庸、听信谗言，并对易牙、竖刁、开方这三个奸臣加以任用。尽管鲍叔牙多次劝谏，齐桓公仍然没有丝毫半点悔悟。于是这个奸臣就更加胡作非为了，竟然活活地把鲍叔牙给气死。
宋襄公继位时，已是老霸主齐桓公的末年。齐桓公和管仲开始考虑接班人的事，桓公认为公子昭最有才能，想立昭为太子。然而其他公子的势力也很强，齐桓公不能不考虑。管仲提议为昭找个国际支持者，这两位老人物选中了当时还穿着孝服参加会议的宋襄公。一方面宋的力量足以干涉齐之内政，但不足以并吞齐国；另一方面，宋襄公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常常以仁义为重，不考虑自己的实际利益，确实是一个最佳的国际友人。
桓公死后，齐国果然因为王位继承问题发生内乱。无亏篡权，昭逃出来投奔宋襄公。
宋襄公是个资质平平的人，宋国的实力并不是很强大，可是成为霸主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齐桓公去世后，宋襄公一心想成为霸主。公子昭来投奔他，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于是就让公子昭留在了宋国。
周襄王十年（公元前642年），宋襄公见齐国发生内乱，就通知各国诸侯，请他们共同护送公子昭到齐国去接替君位。
宋襄公毫不犹豫地答应昭帮他复位。目夷上谏道，宋国有很多地方不如齐国，齐国国力强盛，地势险恶，人才济济，宋国凭什么去和齐国争呢？目夷所说全是实情，以宋之力干涉齐政非常危险，若不能成功，必为齐所制。但是一向重视国际声望和道义的宋襄公不认同目夷的观点，他说，我国一向以仁义为重，不救人家所托付的遗孤，抛弃了自己的责任，这是不仁不义的行为啊。宋襄公接受昭的请求，帮昭复位。宋襄公两次出兵，然而大部分诸侯一看是宋襄公出面号召，没几个人理会，只有卫、曹、邾几个比宋国还小的国家派了一些人马过来。
宋襄公率领几个小国的兵马打到齐国去。齐国一批大臣一见四国人马打来，就投降了宋国，迎接公子昭即位。即齐孝公。
齐国本来是诸侯的盟主国，如今齐孝公靠宋国帮助得了君位，宋国的地位就更加提升了许多。
野心勃勃的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的霸主事业。他约会诸侯，只有三个小国听从他的命令，几个中原大国没理他。宋襄公想借大国去压服小国，就决定去联络楚国。他认为要是楚国能跟他合作的话，那么在楚国势力底下的国家自然也就会归服于他。
他把这个主张告诉了大臣，大臣公子目夷不赞成这么办。他认为宋国是个小国，想要当盟主，不会有什么好处。宋襄公哪里肯听他的话，他邀请楚成王和齐孝公先在宋国开个会，商议会合诸侯订立盟约的事。楚成王、齐孝公都同意，决定那年（公元前639年）七月约各国诸侯在宋国盂（今河南睢县西北）地方开大会。
到了七月，宋襄公驾着车去开大会。公子目夷说：“万一楚君不怀好意，可怎么办？主公还得多带些兵马去。”
宋襄公说：“那不行，我们为了不再打仗才开大会，怎么自己倒带兵马去呢？”无论公子目夷怎么说他都不听，于是只好空着手去了。目夷叹道：“其实祸乱就在这次盟会上啊！”宋襄公的这种做法叫做“衣裳之会”。而楚王则选五百勇士，暗藏武器，扮作随行侍者一同赴会。
到了约定开会的日子，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都来了，只有齐孝公和鲁国国君没到。在会上，宋襄公首先说：“诸侯都来了，我们会合于此，是仿效齐桓公的做法，订立盟约，共同协助王室，停止相互间的战争，以定天下太平，各位认为如何？”楚成王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但不知这盟主由谁来做最合适？”宋襄公说：“这事好办，有功的论功，无功的论爵，这里谁爵位高就让谁当盟主吧。”话音刚落，楚成王便说：“楚国早就称王，宋国虽说是公爵，但比王还低一等，所以盟主的这把交椅自然该我来坐。”说罢并不谦让，一下子就坐在盟主的位置上。宋襄公一看如意算盘落空，顿时大怒，指着楚成王的鼻子骂：“我的公爵是天子封的，普天之下谁不承认？可你那个王是自己叫的，是自封的。有什么资格做盟主？”楚成王说：“你说我这个是假的，那你把我请来干什么？”陈蔡两国也公开推戴楚国。宋襄公气呼呼地还想争论，只见楚国的一班随从官员立即脱了外衣，露出一身亮堂堂的铠甲，一窝蜂地把宋襄公给捉住了。囚禁于公馆。楚王留五位诸侯于盂地，同时派兵攻打宋国。后来楚国有意将战场上的俘获物送给没有来参加会盟的鲁国，请鲁公同决宋君之事。鲁僖公一则惧楚，一则为救宋君，如约来亳都（今河南商丘县），对欲作盟主的楚王说：“盟主须仁义布闻，人心悦服。楚若能释宋公之囚，终此盟好，寡人敢不惟命是听。”楚王遂释放宋襄公，一共组成八国会盟，成为盟主。盂地会盟宣告了宋国欲充当天下霸主企图的失败。
上述情节中的目夷是谁？目夷，字子鱼，是春秋时人，殷微子的17世孙，宋襄公的庶兄，是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襄公即位，目夷为相。即位后宋襄公和目夷的关系一直不错。宋襄公很器重目夷，委以重任。目夷尽职尽责，屡次提出正确的建议，虽然被宋襄公采纳的机会不多，但是仍然很负责地出谋划策。宋襄公是理想主义者，目夷是现实主义者，君臣两人的对话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分歧。坦白讲，和宋襄公比，目夷可能更适合作为国君。但是历史就是和宋国开了个玩笑，王位在目夷身边转了一圈又回到宋襄公哪，目夷在反驳宋襄公的言语中扮演了宋国悲剧的预言者。每次宋襄公冒险的决定将要给宋国带来灾祸时，目夷总会指出这样作的不利之处，但是总不被采纳，于是目夷扮演了宋国悲剧预言者的角色。我们插入了一段宋襄公与目夷之间的友谊的插曲。然后再让我们回到上述事件中，从上述情节中我们可以看出宋襄公高估了自己的外交手腕和才智，低估了楚王和楚国大臣的能力，妄图玩弄楚国于股掌之间，失败是早已注定的。
宋襄公面对的是枭雄――楚成王，楚国名将成得臣，良相令尹子文。面对这帮老江湖，宋国自保尚且成问题，如果想打楚国的主意可真是强盗遇上贼爷爷。虽然说“初生牛犊不怕虎”值得夸奖，但是宋襄公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想对楚国动手确实太危险了。
盂地之会的日期到了，目夷预言道：“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盂地之会本来注明是“衣裳之会”，讨论和平，不带刀兵，然而楚国的信誉不好，因此目夷建议宋襄公防备一下。宋襄公却说，你也太多心了，我一向以诚信待人，别人也必定不会欺骗我，于是宋襄公就毫不防备地参加了盂地之会。结果楚成王当面翻脸，把宋襄公抓起来投到监狱里，然后大军进攻宋国。
野心膨胀的宋襄公实在太低估楚成王的能力了，由此使得称霸中原的梦想变成了泡影！
泓水之战，仁义之师
在中国历史上，宋襄公之所以被知道并非因他是赫赫有名的“春秋五霸”之一，而是因为他在同敌人作战时的一系列“愚蠢”表现。自史书《左传》对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愚蠢”进行渲染后，宋襄公便一直成为后人垢病和嘲讽的对象。堂堂一代霸主难道不知自己的“愚蠢”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吗？但为什么他还要继续“愚蠢”下去？
十三年夏，宋伐郑。子鱼曰：“祸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郑。襄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与楚成王战于泓。楚人未济，目夷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济击之。”公不听。已济未陈，又曰：“可击。”公曰：“待其已陈。”陈成，宋人击之。宋师大败，襄公伤股。国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阸，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兵以胜为功，何常言与！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战为？
从自宋襄公被放回去之后，便对楚国怀恨在心，但是由于楚国兵强马壮，生气也没有办法。后来。宋襄公听说郑国最积极支持楚国为盟主，于是就想讨伐力薄国小的郑国，以报自己被羞辱之仇。
周襄王十五年（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出兵攻打郑国。郑国向楚国求救。楚成王不去救郑国，反倒派大将带领大队人马直接去打宋国。宋襄公没提防这一招，连忙赶回来。宋军在泓水（在河南柘城西北）的南岸，驻扎下来。公子目夷对宋襄公说：“楚军到此只是为救郑国。咱们已经从郑国撤军。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咱们兵力小，不能硬拼，不如与楚国讲和算了？”宋襄公却说：“楚国虽然人强马壮。可缺乏仁义。我们虽然兵力单薄。却是仁义之师。不义之兵怎能胜过仁义之师呢？”宋襄公又特意做了一面大旗，并绣有“仁义”二字。要用“仁义”来战胜楚国的刀枪。
到了第二天天亮，楚军开始渡过泓水，进攻宋军。公子目夷瞧见楚人忙着过河，就对宋襄公说：“楚国仗着他们人多兵强，白天渡河，不把咱们放在眼里。咱们趁他们还没渡完的时候，迎头打过去，一定能打个胜仗。”
而宋襄公却说：“人家还没渡完河，我们去偷袭他们，是不道德的，算什么仁义之师？”
说着说着，全部楚军已经渡河上岸，正在乱哄哄地排队摆阵势。公子目夷心里着急，又对宋襄公说：“这会儿可不能再等了！趁他们还没摆好阵势，咱们赶快打过去，还能抵挡一阵。要是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宋襄公听到此话不由骂道：“你怎么净出歪主意！人家还没布好阵，你便去打他，那还称得上是仁义之师吗？”
宋襄公的话才说完，楚国的兵马已经摆好阵势。一阵战鼓响，楚军像大水冲堤坝那样，哗啦啦地直冲过来。宋国军队哪儿挡得住，纷纷败下阵来。
宋襄公正想亲自督阵进攻，还没来得及冲向前去，便被楚军围住，身上、腿上几处受伤。幸亏宋国的几员大将奋力冲杀，才救出他来。等他出来逃命，宋军早已逃散。粮草、兵车全部被楚军抢走，再看那杆“仁义”大旗，早已不知丢向何处去了。
宋襄公败逃回到宋都睢阳，宋国上下议论纷纷，埋怨宋襄公错误地与楚国开战，仗也打得窝囊。公子目夷将大家的议论反映给宋襄公，可这时的宋襄公还是抱着他那套“仁义理论”不放，他说：“仁义之师，就要以德服人，不要乘人之危。见到受伤之人，不可再伤害他；见到头发花白的人，不可去抓他。这叫做：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
公子目夷真的耐不住了，他气愤地说：“打仗就为了打胜敌人。如果怕伤害敌人，那还不如不打；如果碰到头发花白的人就不抓，那就干脆让人家抓走。”
恼恨交加的宋襄公，没过一年就死了。临死时，他嘱咐太子说：“晋国公子重耳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将来一定能做霸主。将来替我报仇，战胜楚国，就全靠他帮忙了。”
《左传·子鱼论战》，对这场战争也有精彩的描述：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
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我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宋襄公所坚持强调的是对《司马法》作战原则的坚持。《司马法》与其说是兵书不如说是礼书，其中强调的“军礼”是，用兵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
泓水之战后，宋国几乎被灭，自己身负重伤，为天下笑。后人在分析宋国失败的理由时往往说宋襄公不自量力，宋国力量太弱。国家之间争雄，实力不如人，肯定处在下风。楚国势力强大，兵势雄壮，相比之下，宋国显得弱小多了。不容否认，宋襄公失败很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国实力不如人。但是宋襄公也不是没有赢的可能，尤其宋楚争霸是在一个纷乱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有很多影响争霸的其他势力存在。宋国有很多优势：
首先，宋国是中原国家，比楚国更有号召力。
其次，楚国和中原诸国有积怨。
再次，宋襄公对齐孝公有大恩。
宋襄公如果能合理利用这些条件，胜负之说还很难讲。
另外，国家相争，谋略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在历史上，凭着出色的谋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也不在少数。官渡之战曹操火烧乌巢以七万胜袁绍七十万，都是在实力不如人的情况下用谋略取得优势的案例。
宋襄公不是没有考虑过谋略，他的谋略方针不可不谓高明。先借助楚国力量会盟，再借用会盟的力量攻打楚国。这样一个出色的谋略，自然需要一个出色的谋略家来实现。遗憾的是，宋襄公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料。宋襄公太理想主义了，坚信自己的理想，常常忘了从现实的利害关系出发考虑问题。
宋襄公的这种思想主义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他就表现了一番。宋襄公的父亲宋桓公是通过叛乱上台的，他立兹甫（宋襄公）为太子。兹甫却想把继承权让与其庶兄目夷，宋桓公反而因此很看重兹甫，硬是让兹甫继位，结果宋襄公只有继位。王位绕了一圈又回来了，但是宋襄公不爱王位的事迹却传播出去，为他捞了不小的名声。事实求实地说，宋襄公让位有故作身价的因素，但是其本意是诚实的，他确实是少有的理想主义者。
泓水之战中面临强大正在渡河的楚军，宋襄公心中的压力恐怕比谁的压力都大。身为一国之君，搁岸遥望对面楚军的阵势，他怎能不知道双方的实力悬殊？爱面子的他更迫切地需要一场军事上的胜利来为实现他的政治诉求加上至关重要的一个砝码。如果自我标榜的仁义的定义是表面平时仁义，然而在关键决策的时候宁愿为了达到个人目的而撕毁平时的假面具；而真正的仁义定义为表里如一，始终高举仁义大旗。那么宋襄公两次否决子鱼的建议是出于“自我表现标榜的仁义”还是真正的仁义呢？如果接受建议，必然会大大提高战胜的机会，接踵而来的就也许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中原霸主称号。不过两次却都被拒绝了，并用行动履行了他平时所倡导的诺言。不错，从这方面可以说宋襄公是个非常好面子又不知轻重颇有唐吉柯德作风的君主。但他的决定已经向世人证明了，即使双方实力悬殊，很有可能被楚军打得落荒而逃，丢足脸面，他也要维护一个作为军人与君主在捍卫骑士精神的荣誉与尊严。
《孙子兵法》开篇就讲：“兵者，诡道也。”乱世之中，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都以胜利为惟一目的，无所不用其极。道义、名声、道德，具有自我约束力的东西，只有对自己有用时才提倡他。可谓“拿来主义”。如果妨碍了自己胜利，不管什么，全部消灭，可谓“遇佛杀佛，遇魔杀魔”。做事不在乎手段，只在乎结果，这样才能在乱世中生存。中国历史上的乱世枭雄，刘邦、曹操、朱元璋、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但是人品实在无法恭维。他们在乱世中，生存压力太大，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有可以理解的地方。
因为他们积压物资政治霸权和道德仁义不兼容，想获得政治霸权就必须做一些有害于仁义道德的事。恪守仁义道德就注定会成为谋略政治的牺牲品。在乱世中，即想追求政治霸权又想追求仁义道德是不可能的事，两个都要追求的企图只会导致失败。
与上面的几位枭雄相比，宋襄公就显得幼稚多了，诚实多了，傻多了。宋襄公想追求政治霸权，就要遵守谋略政治的原则，就要兵行诡道。但是这位理想主义者还想追求一下道德标准，追求一下仁义，追求一些和谋略政治不兼容的东西。政治霸权和道德仁义不可兼得，必舍其一，宋襄公不自觉得舍弃了政治霸权。
儒家鼓吹圣人、仁君，孔孟为这个理想到处奔走呼号，然而处处碰壁，不被采纳。宋襄公没有遇到过孔孟，却是第一个实践孔孟仁君思想的人。宋襄公希望成为一位守礼节、讲究仁义的政治霸主形象，然而现实告诉他不可能。孔孟的理想在宋襄公那里就已经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