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向沈阳的驻东北军北大营发起进攻。东北军北大营的近8000名官兵，竟然在武器装备完善的情况下，不敌日军600人。

“北大营告急，日军已经突破西卡门，见人就杀，打不打？”

“小西门警察告急，日军攻城，如果不开城门，他们说要用炮轰。”

“奉天典狱长告急，日军爬墙，在城上向域内开枪。”

“东北航空处告急，机场有42架待飞的飞机，怎么办？”

荣臻和王以哲给北平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张学良的副官谭海，他的答复是“遵照中央的指示，坚决不要抵抗”。

“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顶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在这样的指令下，北大营的官兵逃的逃死的死，有的衣服都没有穿好，便死在了床上，官找不着兵，兵找不着官。总之，那晚没有比北大营更乱的了，也没有比那一刻的东北军更狼狈的了。

九一八时，这些关键人物都在干什么

少帅张学良北平看戏，多年后承认判断失误。“假如我真知道，日本要这么办，当时可能我跟日本要拼的。”

这个时间张学良正在北平中和剧场看戏，护士警卫一大堆人，因此他订下3个包厢。当日梅兰芳《宇宙锋》正在上演，这场戏有人说是为了赈济辽西水灾募捐的义演，也有人说是为纪念东北军出兵关内和平结束中原大战一周年，然而这些细节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张学良此时远离沈阳。

一个通信卫兵到了张学良的身边，在其耳朵边上轻轻说了几句话，张学良突然脸色大变，急忙站了起来，匆匆忙忙走了出去。接到电话的张学良马上给蒋介石发电报，这件事对于张学良来说，无疑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

60年后，这位当年“九一八”事件的悲剧主角在台湾接受日本NHK电视台的专访，他说：“我是这么想的，假如他要这么做，不但对我中国不利，对日本也不利。假如我要是日本人，我绝不这么做，如果这么做后果一定是对日本很不好的，所以我想日本不会这样做的。我觉得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假如我真知道，日本要这么办，当时可能我跟日本要拼的。”

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在老家为其父亲大办丧事。

1931年9月15日，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奉张学良之命，到锦州面见张作相，请张作相速回沈阳主持大政。张作相以其父丧事未毕为辞，没有立即返沈。他一直专心给父亲办丧事，办丧时间长达一年有余，村里天天杀猪吃丧席，据说村子的人家一年没开火。

九一八当天的报纸说，张辅帅封翁殡期已择定十月一日出殡，报上还说已在总部设定招待处，届时各省要人机关领袖前往参加。

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为父祝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