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942年发生在白音布统的鼠疫，与侵华日军的关系，笔者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政协文史委的帮助下，先后到阿旗、右旗、左旗、敖汉、乌丹、赤峰等地，走访和电话采访了亲历者与知情者60多人，较重要的有吴景文（81岁）、魏连春（81岁）、陈希镇（84岁）、李宝昌（87岁）、刘桂云（75岁）、吴文彬（83岁）、魏景芝（76岁）、王维翰（81岁）、孙玉芳（74岁）、郭长海（68岁）、赵国盛（81岁）等，力求真实客观地记述这段历史。
白音布统建国前隶属巴林右旗（现隶属阿鲁科尔沁旗），1934年巴林王（扎噶尔）在这里设特区，派李振源到白音布统主管该地区的开发建设和管理，该城是在凌源县县长陆喜廷、围场县县长的哥哥潘惠廷、股东王玉廷等人的土地上建起来的。曾叫过“新安镇”，后又恢复原名白音布统城，城有4个门，4个角楼即炮楼，城墙高7—8尺，城中是十字街，建成后来自凌源、围场、赤峰、乌丹、大板等地客商设的店铺有40多家。这里税赋低，商品价便宜，逢农历三、六、九集，吸来周边众多购货者，成为天山、天鲁、大板等地区小有名气的小商品集散地和农畜土特产品收购地，有“小巴林”之美称。
白音布统城，面积不大，但人口密集，有二三．百户人家。店铺众多，名气较大的有：德厚昌商号（大东家徐爱武，掌柜的有乌丹人马华廷、赵玉峰，赤峰人刘汇东，学徒伙计吴景文、吕志，厨师王哲兴等），同兴隆烧锅（东家王玉廷），意和祥商号（陈希林、陈希镇兄弟俩开的），李记皮铺（乌丹李彬在此设的分号，掌柜的是陈维），庆新城商号，天居祥杂货店，和记商号（河北省饶阳县的李泽思、李宝昌兄弟俩开的）和李茂春皮铺（魏连春曾在此学徒）等。
城内机构设置有：村公所、警察署、财税所、特务股、兴农合作社。另有一座学校。
李振源任白音布统区的区官，管辖范围有：白音布统、马宗山、敖汉营子、沙日呼、查布嘎、大河沿、河东等区村。
主管此地事务的，实际是日本人田中和佐德木等人。这里虽然偏僻，但日伪的交通通信很便利，邻近的天山、大板、开鲁、乌丹、赤峰都设有小型飞机场。日伪特机关有无线电收发报机，交通工具有马匹、大车和汽车。这里的机构基本按旗县级设置。但旗县没有设的，这里也设了，如特务股。特务机构表面是蒙古人，实际是不露身份的日本人把持着。
1942年7月的一天下午，白音布统各店铺将要收摊。德厚昌商号五六位店员和掌柜的正在院中围桌而坐，等着吃晚饭，突然空中有响动，吴景文、赵玉峰、吕志、王哲兴等人不约而同朝空中望去，“一个燃烧着的弹壳从他们的头上滑过，弹壳后面有一团黄黑等颜色的物体从天而降，而这个弹壳离地面只有四五十米高，向城东北方向落下并自毁。街上很多人都看到了它，但当时都没在意，也没当回事”。
7天后，大街小巷死鼠多起来，而且房内外有大量的跳蚤，和记商号李宝昌讲述：“那时，屋里地上、墙上和街面上都有大量的跳蚤，特别是鼠洞周围厚厚一层跳蚤，这些跳蚤是黄棕色的，而本地跳蚤是黑色的。”陈维皮铺的几个伙计发烧，不多时就死去了，其他店铺和百姓家也报出噩耗，当时人们不知传染了什么病，惊恐万分，叫声昼夜不停。李振源找警察署，警察找日本参事官，可日本人却早早地逃到距白音布统4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村避起来。李振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大板、开鲁、兴安省报告，几天过后没结果，他又通过关系向扎噶尔王报告。人死得一天比一天多，日伪特人员远离疫区，坐视不管。半个月后，由新京（长春）等地派来了100名警察，一支日本防疫特别小分队也开到这里，他们穿着白衣、白裤，头扣白色连衣帽，脚蹬高筒大水靴，并戴着防疫镜。队长叫小野四秀夫，年龄30多岁；副手是玉初美容。人们以为来了治病除疫的救星。可实际，残景更为可怕。
大批日伪特来后，首先把城封死，4个城门和十字街中间，搭起不挨墙地的木头柳席做的，岗哨（十字街是观察哨），四外围上了警察，除日伪特人员外，其他人都不许出入，违者就地枪杀。有几个有钱的人和外地进来购物送东西的人，怕染上疫病死到这里，纷纷跃墙而逃，都被警察打死了。
封锁白音布统后，警察署由鲍金财、百岁、吴小个子、浩楼、雷会田等接管，防疫由日本人小野四秀夫、玉初美容操纵。在学校设健康所一处，在兴农合作社设隔离所一处、治疗所一处。还有一处实验室。设在离白音布统4公里以外的敖汉营子附近的西山脚下，看上去为百姓着想，实际成了日军摧残中国百姓的实验基地。
在城里和周边的人，日伪特既不提供防疫方法，有病也不治，只是每天挨户查三遍户口，凡是发烧38℃以上的人就抓走。从隔离所死里逃生的刘桂云说：“那时我14岁，给人家当童养媳。鼠疫来时，一不小心收拾屋子摔倒了，日本人把我当成疫病抓到隔离所，这里有十多间房子，凡是进来的人，不给水喝；不给饭吃，都被日伪特逼着扒掉所有衣服，不扒就拳打脚踢，鞭子抽。随后不分男女老少，排成两溜，日军和警察给人从头到脚浇冷水，喷所谓的消毒水。有不少没染上瘟疫的人，因冷水激，一冷一热感冒后很快传染上疫病死去。这里天天死人，我们就在可怕的死人堆里挣扎着……”。
日本人来了后，所设的治疗所实际是观察鼠疫菌效果的剖腹实验所。陈希镇讲述：“有一位在乌丹开肉铺的老板的儿子，来自音布统在我父亲开的皮匠铺学徒，那年他才19岁，身体非常棒，但鼠疫传染了他，被日本防疫队抓到治疗所第一个给剖了腹……”魏连春讲述：“街上有一个姓迟的小名叫‘帮子’的小伙子，也染上了病菌，但没死，日本人不给治，拖到治疗所捆在手术台上，就给剖腹了……”小野四秀夫等人把许多活着的人，剖开肚子，取出心脏，放在玻璃瓶中，然后把玻璃瓶装在铁盒中，铁盒放在一个装水的盒子里，迅速送到了石井部队。实际是分析他们施放疫菌的效果。进入实战后，有哪些可改进完善的地方，并留作细菌标本或做细菌培养基用。
日本防疫队和警察采取封户集中隔离的办法，无论病否，只要他们认为有病的，就统统赶到学校或兴农合作社集中起来，加以迫害摧残。进到隔离所的百姓，先是被扒光衣服，然后往身上浇水喷药。日伪特人员把衣服集中起来，说是热蒸消毒。有很多人把金银首饰、钱财等贵重东西带在身上以防丢失或备急用，警察借蒸衣服之机，把贵重的东西和钱财都揣进自己的腰包，人们稍有反抗就是一顿恶打。有的被打得皮开肉绽，伤口很快感染，不长时间就死了。有的一家人全被赶到隔离所，家里没人往隔离所送饭、送水，眼睁睁在这里饿死或渴死。有的家有人送饭，但必须给看守送礼，才让你把饭送到家人手中，否则，以相互感染为名，不让进去，家人只好等死。有的忍受不了天天被扒光衣服浇冷水的折磨，趁天黑逃了出去，但多数被警察抓住，有的当场打死，有的回到隔离所，没几天就死了。没跑的人，病一天天重起来，就被日伪打上催死针，不一会儿就没了气。据那时在隔离所专拉死人的翟凤鸣介绍：自日本兵警察团来后，我每天天黑时，到隔离所往外拉死人，这里一天少的拉三五个人，多的拉出十七八个人，往白音布统北（现红星村北）的大坑里一扔。每天都得挖长七八尺、深十来尺的大坑，一天不论死多少人都扔在一个坑里。为了日后辨认，每个死者都插上一个小棒做记号。死者有的裹着衣服，有的光着身子，有的睁着眼，有的咧着嘴，什么样的痛苦面孔都有。而最可怕的是被日本人剖了腹的那些死人。
在鼠疫菌肆虐下，日伪特不但任其发展，而且想方设法抓捕少妇和十八九岁的姑娘，以逞淫威。他们见到漂亮的姑娘和少妇就以染上鼠疫为借口抓到隔离所，扒光衣服“净身”，往身上喷洒“消毒水”，然后在身上乱摸；有的不明不白地被捉走，从此再也没回来。有的女人被拉出去，他们发完兽性，就像死人一样拖了回来。城里有一个开肉杠（就是肉铺）业主的妻子30岁左右，皮肤白晰，体态丰满，外号叫“小白猪”，被拉到隔离所让她脱光衣服；当时她只是把外衣裤脱掉，裤衩没脱，日伪特人员就拽裤衩，她不从，一个叫百岁的警察上去就拳打脚踢，把裤衩撕开。在场的日本人一阵阵狂笑，一示意，警察把她拉到配水配药室。她遭到了日特骨干和两名警察的轮奸，不久含恨死去。百岁、浩楼等警察利用防疫的机会，糟蹋了许多良家妇女。鼠疫没结束，他们也染上了疫菌而暴死。
施放鼠疫菌后，日军希望疫区越扩大越好，死的人越多越好，所以，防疫队明是防疫，实际收进隔离所、健康所、治疗所的，除刘桂云、李斌、赵纯等3名少年死里逃生外，其余全部死亡。外地过来做生意的商人和手艺师傅，发现了日伪特的动机，迅即采取措施，自治自救。陈希镇家接手的药铺立即开门营业，卖一些消毒、灭菌、退烧的药品。李泽思、李宝昌、吴景文等商人彻底清理住人房子的卫生。凡是有鼠洞的地方放烟炮熏，发现死鼠立即拾起深埋，发现鼠洞周围的黄跳蚤就用火烧，房子里撒消毒粉，避开了疫蚤的袭击。吴景文则深居不出在伙房搭起一个不挨地、墙的板铺，悬起来从而避开了这场灾难。魏连春等好心人给染上疫菌的人在患处贴大烟膏子，见效很快。家住白音布统北村的魏景芝发高烧，她父亲给她服中药发汗，自我隔离不与外界人近距离接触，不与皮衣物沾边，房屋内外撒石灰，杀虫粉，甚至热灰、烟灰等办法自我救治。同时，竭力设法躲避日伪特的抓捕，从而很多人保住了性命。而日本人所做的，就是在活人身上做各种药物实验。有的穿刺，有的在患处割肉，有的往肚子里灌大量的药水，有的在身上换着部位注射药液，等等。翟凤鸣说：“从这里拉出的人，身上没有全的，肚子剖开了，胳膊腿也不全。”后来，日本人不让他拉死人了，他们怕暴露残害中国人的真相，做完实验的人就秘密处置了。日本人一看百姓有了自治自救的方法，感到难以毁掉这里所有的中国人，于是才拿出特效消毒液。让百姓洒并烧掉没人住的房子。
到了1942年10月份，侵华日军在白音布统搞的鼠疫菌实验，历时3个多月终于结束了。双手沾满中国人民血迹的日军，带着大量的观察材料和实验数据离开了这里，向主子汇报去了。
据不完全统计，白音布统日军施放的鼠疫菌感染死亡人数达800人（其中当地居民400人，其他是外地商人和流动人口），占全城1200人的66．6％。
白音布统发现的鼠疫，牵动着在新京的一个人，他就是巴林王扎噶尔。自从日军占领东北及蒙古东部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后，他先后任兴安西省“省长”、兴安局“总裁”、参议府“副议长”等，但他一直惦念着一手操办起来的小巴林（白音布统城）。这里是他的小金库，他需要靠它上下打点，实现自己的政治愿望，可日本人明着提升，实际限制着他。日本为了彻底征服中国人，在中国东北大面积种植罂粟，并纵容满蒙官员特别是扎王吸大烟，大烟免费，送太谷产的烟灯、烟枪一套，让扎王尽情地抽。日本人看他思乡情太重，就给他介绍几个日本女人做老婆，但他不要。白音布统流行鼠疫的消息，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的耳旁，他一改过去抽大烟的习惯，各处奔走呼吁，寻医找药，但收效甚微。白音布统防疫由日本防疫队管，捐来的医药物资也必须交由日本人处理，别人不能插手。白音布统鼠疫的原因，他多方打探，得知是日本731部队所为。从此日本人就盯上了他，限制了他的活动范围。1944年，白音布统鼠疫发生两周年之际，日本关东军设宴招待扎噶尔王，扎王酒后回到公寓，不几天就死了，他成了日本在中国施放鼠疫阴谋的又一个牺牲品。
1936年日本在哈尔滨平房镇建立了规模庞大的防疫给水部（简称731细菌队伍，又称石井队伍），由石井四郎指挥。这支部队研究作战的目的，就是在大地域内撒放传染病菌，消灭人、畜和农作物，制造无人区。石井四郎最感兴趣的是鼠疫，他去欧洲考察得知，14世纪中叶的一次鼠疫几乎毁灭了整个欧洲大陆。为此石井决定把鼠疫菌当做最有威力的武器来进行试验。
为什么要在白音布统施放鼠疫菌？原因之一是日本迫于国际和侵华战区的压力，选择偏远地区，用25公斤、能容3万只跳蚤的瓷弹（又称巧克力弹）施放鼠疫菌。其载体跳蚤到地面后，迅速捕抓热源体（鼠、人）施放毒素，从而大规模屠杀中国人。
原因之二：此处地势低洼，盐碱地周边是黄沙土地，有大量的跳蚤追逐寄生的热源体老鼠。日本人吸取了1940年在宁波施放鼠菌因缺乏跳蚤生存病菌的载体而死人少的“教训”。
原因之三：这里聚集了很多不为日伪满效力逃避当兵的年轻人，他们纷纷从敌占区跑到这里来做买卖、打工、耍手艺。同时，这里经常有抗日小分队活动。通过情报分析，日军把白音布统地区看作是不稳定地区之一，要寻机进行“清剿”。
原因之四：日军在中国和海外战场，战事吃紧，形势不利。1940年，八路军百团大战，歼敌4．4万人，百团大战一周年之际日军冈村宁次集中13万兵力分13路报复八路军的“百团大战”，结果被八路军歼灭8000人，冈村自认失败。在海外战场，日本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海外战事吃紧。在靠近苏蒙边疆一线，日本更加注意苏蒙军的动向。但是，日军战线拉长，兵力不足，加上入侵地人民的反抗，日军便使用细菌战，加快了大规模屠杀中国百姓的速度。据《日本军情内幕》介绍：“石井四郎派6架飞机在晋冀鲁豫边区投下400千克鼠疫菌，半个月后，驻华北日军总司令部报告：共有35万人感染，15．6万人死亡”。“施展这一招，不费多大气力，就可消灭有抗日动机的大：量中国人”。
日本把曾流行过鼠疫的地区，作为向731部队提供鼠源的基地，并把通辽、赤峰作为鼠种来源区，赤峰重点设在敖汉和乌丹。经历过这段历史的老人孙玉芳、王维翰介绍说：“日本人来乌丹后，把乌丹老城门里南侧的学堂给占用了。他们在这里收养各种老鼠，院里养很多狼狗，戒备森严。来卖老鼠的百姓，在院外边，日本人带着翻译出来讲价，亲自收，卖鼠人和其他人不准进院，但有时能看到院里装养老鼠的大铁笼子，后来才知道是做培殖鼠疫菌用的”。据郭长海介绍说：“日军占领了学堂这个院子后，做了细菌实验基地，他们与住在地方的日军没有多少联系，应届日军石井部队。日军撤走后，我们一帮小孩到这里来看。这里共有20间房子，其中靠北大门前的第二栋5间房子就是细菌实验室。日本人把细菌实验仪器全都砸碎了，地上全是白花花的实验仪器碎片，细菌罐、带菌的老鼠不知去向……”“当时有一个不解的谜，为什么日军住的院有井，他们做饭喝水不用此井水。我那时是小孩，家穷，谁给口饭我就给谁干杂活，有时在李彬家干杂活，有时学堂的日本人遇到我，让我给他们到李彬住的院（现食品厂）打水，比划着说：‘只要天天给打水，天天给白米饭吃’。学堂和邻近的井他们不用，估计他们做实验的细菌、药物把水污染了……”“1947年乌丹闹鼠疫，我住在桥南李彬办的草纸坊院里（距细菌实验室0．5公里），院里第一个死的是个卖豆腐的，他从外回来，到井边倒下就死了。我们进屋一看，地上都是黄棕色的跳蚤，比当地的跳蚤大。我看完往外走，走不多远，就全身麻木不省人事，后来父亲把我弄回家，拿大烟糊了三个多月才好，大腿上留下一个拳头大的疤痕。这些跳蚤毒性特大，很可能就是日本人留下的跳蚤菌所为。”
据专家介绍：鼠疫菌的潜伏发作期可长达十几年，在气候、湿度、温度适宜的时候，如果不加强防治它就会发作传染。1947年前后，敖汉、翁牛特旗发生了规模较大的鼠疫，敖汉旗1945至1948年死亡6119人，翁牛特旗从1947年至1950年死亡3117人。这里原是日本鼠疫菌的鼠源基地，却变成了鼠疫菌的受害区。这些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多方努力，利用3年时间终于使泛滥的疫情得到控制。
通辽有没有万人坑，万人坑在哪？万人坑里到底埋了多少人？还有，为什么会有万人坑？
为了这个问题，不少人究根问底，答案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日寇侵占东北十四年，杀人无数，尤其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及其所属细菌部队，先是以细菌研究为目的，以大量人体做实验。通辽城南周家围子村就是鲜活的证据；1945年光复前，又到处撒播疫菌，造成1945年至1949年东北大鼠疫。
这场鼠疫，通辽市（原哲里木盟）是重灾区，仅1947年，全市疫点达234处，发病人数19304名，占东北三省总发病人数26183人的73.73%。死亡16139人，全家死绝178户。成为危害通辽的“无风三尺土，有病百斯笃，辽河开口没法堵”“三害”，之首。当年，国外媒体纷纷报道，通辽一夜间“世界闻名”。当时，通辽城内万户萧疏，路断行人，每天死亡者最多达一百五六十人。
当时，通辽刚刚解放，百废待兴，国民党特务骚扰，飞机轰炸。对突如其来的鼠疫，缺医少药，缺乏防疫经验。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于当年冬天鼠疫扑灭。
由于鼠疫期间死人较多，都由防疫队派人拉出城外掩埋。尸体分南北两地掩埋，城南为两处，及东南门及西南门。城北在西辽河大堤附近。
当时城南两个出口，一个在现永安路立交桥，一个在民主路立交桥。考虑当时一是死人多，二是交通工具仅为大车，出城后，便道两侧均为沙坨，大车行走不便，因此，不会走得太远，应当就在路两侧。据一些老人讲，鼠疫刚开始时，装殓还有棺材，后来，箱子、柜，甚至马槽子都没有了，只能用炕席，秫秸裹尸体，还有一些人就码放在车上拉走。至于掩埋，到死人多时，挖沟已经来不及，只能用犁杖趟沟，把死尸浅浅掩埋。
死于鼠疫的尸体，身上保有鼠疫菌，待到春天一到，被啮齿动物及野狗的吞噬，就会再次造成鼠疫传播。为了做到“灭鼠拔源”，人民政府组织人力物力，对鼠疫尸体进行重新焚烧掩埋。据当时参加过鼠疫尸体翻埋工作的薛公维回忆，：”工作开始，先在水塔的南面挖了五个大坑，深五米，对南坨子的所有坟墓，无论新旧一律挖出来，用棺材板做火化烧柴，将尸体放置其上。火化后将其残骸运往大坑，再用来苏儿药物消毒之后以土覆盖掩埋处理，以绝后患”。
《通辽市（县）鼠疫资料》对此也有记载：
“1948年1月5日至2月8日，对通辽火车站附近的坟墓进行消毒，取尸体焚烧深埋。共翻埋处理尸体1710具，尸体碎骨318件，古坟2546座。2月中旬至3月末，动员人工7327名，翻埋尸体25662具，其中鼠疫尸体12863具”。
根据这组数字，通辽城南五个大坑里共掩埋尸骨两万多具，叫做“万人坑”应是名副其实。
当时正是数九寒天，南沙坨子面积很大，再加上国民党飞机经常来轰炸，零散的尸体难免有遗漏。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笔者随单位到南坨子栽树，一崔姓师傅头一锹就挖出一颗骷髅。
薛公维说，大坑的位置在“水塔”南边，当时城内只有一个水塔，就是通辽火车站的水塔，除供应铁路用水外，还有一条线路通往日本人开设的“满铁医院”，就是现在“圈楼”东南角。据此判断，五个大坑位置应在铁南与城北和平路相对应，且距离老车站不算太远的地方。
另一处鼠疫尸体集中的地点在城北。当时城北一带死于鼠疫者当掩埋于此，当时通往城北道路有两条，一条是走交通路出老北门（现科区政府东侧），另一条是走和平路出东北门。当时，出北门后，路西为乱坟岗，路东一直到和平路东北门外是一片庄稼地。现西拉木伦大街北侧有一道土壕，俗称“二道壕”，壕北和平路一侧，现科尔沁宾馆一带原有蒙古敖包，日本人占领通辽后，为纪念死于抗日军民抢下的孤魂野鬼，在此修建“忠魂塔”；东起和平路，西至交通路西一百米，南自“二道壕”北至“三道壕”，即俗称北大壕的西辽河大堤南一百余米，解放后辟为国营苗圃，后改成果树园。果树园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其南门与北门遥遥相对，如越过“二道壕”南庄稼地，即后来修建的内蒙古民族大学校区，可与城里的民主路相对。
西辽河北大堤南侧，据史料记载为盐碱不毛之地，伪满统治时期亦为一片荒地，无人耕种。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出果树园北门，道路两侧仍是植被稀疏，很少有草木生长。这里就是传说中的万人坑。
关于1947年在这里翻埋尸体的具体情况没有文字记录，但是总数应有几千具。按习惯说法，叫做“万人坑”亦无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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