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最 （ http://www.qiwen.tv/ ）：中国第一部系统讨论土地利用的农书
　　《陈旉(fū,第一声)农书》的篇幅不大，全书共有一万余字，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总论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 ，中卷牛说，讲述耕畜的饲养管理，下卷蚕桑，讨论有关种桑养蚕的技术。三卷合一，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上卷是全书的主体，占有全书三分之二的篇幅，中卷的牛说，因为牛是农耕的主要动力，在经营性质上仍是上卷的一部分，但《陈旉农书》却是现存古农书中第一次用专篇来来系统讨论耕牛的问题；下卷讲蚕桑，也是因为蚕桑是农耕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把蚕桑作为农书中的一个重点问题来处理，也是这本书的首创。   　　《陈旉农书》对完整的农学体系的追求，在上卷的内容与篇次安排上也得到了反映。上卷以十二宜为篇名，篇与篇之间，互有联系，有一定的内容与顺序，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宜”就是合适、相称、恰到好处的意思。“夫稼，为之者人也”，农业生产首先是人的事业，《陈旉农书》的第一篇“财力之宜 ”，强调生产的规模（特别是耕种土地的面积）要和财力、人力相称。陈旉说：“贪多务得未免苟简灭裂之患，十不得一二。”他还借用当时的谚语说：“多虚不如少实，广种不如狭收。”进而提出：“农之治田，不在连阡跨陌之多，唯其财力相称，则丰穰可期也审矣。”“财力之宜”虽然着眼于财力，但落脚点却在于耕地面积的大小。   　　而耕地面积除了本身的面积大小之外，还包含有很多其它的因素，地势即其中之一。于是陈旉在接着的“地势之宜 篇”便着重谈土地的规划利用问题。地势的高低不仅影响到土地的规划利用，同时也影响到耕作的先后迟缓和翻耕的深浅，于是在“地势之宜篇”之后，接着便是“耕耨之宜篇”。复由于耕耨有“先后迟缓”之别，由是又引出了“天时 之宜”的问题。指出：“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成之、熟之、无不遂矣。”强调“顺天地时利之宜”。   　　在此基础上，再来谈各种农作物的栽培，于是有了“六种 之宜篇”。本篇中主要讨论了几种旱地作物的栽培时序问题。庄稼种的好坏，有赖于人，因此农家居住靠近农田，便于照顾耕作，所以把讨论农家住宅布置的“居处之宜”安插为第六篇；居处的远近只是一种客观，真正要提高土壤肥力还得靠人的主观努力，这就是“治”。   　　在“粪田之宜篇”中，陈旉提出了两个杰出的关于土壤肥力的学说，一是“虽土壤异宜，顾治之如何耳，治之得宜皆可成就。”二是提出了“地力常新壮 ”的论断。谈到治，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人事，甚至于鬼神。于是有“节用 ”（勤俭节约）、“稽功 ”（奖勤罚懒）、“器用”（物质准备）、“念虑”（精神准备）、“祈报 ”（敬事鬼神）等篇，但是，人事的问题不光是个从物质到精神的准备过程，更重要的还是个技术性问题，于是，书中还专有两篇谈论水稻的田间管理和水稻育秧 技术，即“薅耘之宜篇”和“善其根苗篇”。   　　《陈旉 农书》 从内容到体裁都突破了先前农书的樊篱，而开创了一种新的农学体系。上述十二“宜”和“祈报 ”和“善其根苗”两篇所论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十二宜的内容   　　1 财力 生产经营规模要和财力、人力相称   　　2 地势 农田基本建设要与地势相宜   　　3 耕耨 整地中耕要与地形地势相宜   　　4 天时 农事安排要与节气相宜   　　5 六种 作物生产要与月令相宜   　　6 居处 生产和生活须统筹规划   　　7 粪田 用粪种类与土壤性质相宜   　　8 薅耘 中耕除草 必须因时因地（势）制宜   　　9 节用 消费与生产要相宜   　　10 稽功 赏罚与勤惰相宜   　　11 器用 物质准备要与生产相宜   　　12 念虑 精神准备与生产相宜   　　《陈旉农书》 卷中第一次系统地讨论了耕牛的问题。陈旉认为，衣食财用之所从出，非牛无以成其事，牛之功多于马。强调人对于牛必须要有“爱重之心”。卷中所提到了耕牛问题主要包括牧养、役用和医治三个方面。牧养时必须做到“顺时调适”，牧养结合，牢栏清洁。役用时必须做到“勿竭其力”，“勿犯寒暑”、“勿使太劳”。医治方面则提出了辨证施治，对症下药的原则，同时提出要注意防止疫病传染。   　　《陈旉农书》 末尾一卷是蚕桑。内容包括种桑、收蚕种、育蚕、用火采桑、簇箔藏茧等五篇，详细地介绍了种桑养蚕的技术和方法。种桑之法篇中主要介绍了桑树 的种子繁殖方法，还提到了压条 和嫁接 等无性繁殖方法。收蚕种之法篇则介绍了蚕种的保存、浴蚕、蚕室和喂养小蚕的技术；育蚕之法则强调自摘种，以保证出苗整齐；用火采桑之法，提出在给蚕喂叶时，利用火来控制蚕室湿度和温度的方法，还提到了叶室的作用。簇箔和藏茧之法，介绍了簇箔的制作和收茧藏茧的方法等。这部分内容，为后来《王祯 农书》 “蚕缫门”所引用，并被冠以“蚕书”，或“南方 蚕书”的名字。   　　【在农学上的主要贡献】   　　《陈旉 农书》 的篇幅不大（连序跋约共12500字），但内容比较切实，在中国农学上表现了不少新的发展。万国鼎将其中比较突出的归纳为下列六点：   　　（1）第一次用专篇来系统地讨论土地利用 ；   　　（2）第一次明白地提出两个杰出的对于土壤看法的基本原则；   　　（3）不但用专篇谈论肥料 ，其它各篇中也颇有具体而细致的论述，对于肥源、保肥和施用方法有不少新的创始和发展；   　　（4）这是现存第一部专门谈论南方 水稻区农业技术的农书，并有专篇谈论水稻的秧田育苗；   　　（5）具有相当完善而有系统的体系。   　　陈旉农书插图   　　陈旉《农书》本是以南方水稻农业为主要对象有著作，何以要用一个专篇来讨论旱地作物地栽培呢？这可能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南方虽以水稻种植为主，但旱地作物（陆种）仍然占有一定的比例，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特别是到了宋代以后，人们更是从防御自然灾害的角度来强调旱地作物的种植，从政府的诏令和地方官员的劝农文中就可以看出，劝种诸谷的目的在于防灾，以备在青黄不接或水稻歉收的情况下解决生计问题。“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这是当时举国上下的一致认识。   　　为此，政府在积极向北方推广水稻种植的同时，也致力于向以水稻种植为主的南方普及旱地作物种植，如，北宋淳化四年二月，诏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乏粟、麦、黍、豆者，于淮北州郡给之。进入南宋以后，政府亦屡屡下诏，谕民杂种粟、麦、麻、豆。一些地方官吏也此下发了许多劝农文。这些诏令和文告无不强调杂种诸谷的防灾意义，如，南涧《建宁府劝农文》：“高者种粟，低者种豆，有水源者艺稻，无水源者播麦。但使五谷四时有收，则可足食而无凶年之患。”《又劝农文》说：“粟麦所以为食，则或遇水旱之忧，二稻虽捐，亦不至于冻馁矣。”“俾民多种二麦……盖以丰为不可常恃，欲备荒歉，而接食也……若高原陆地之不可种麦者，则亦豆粟所宜。”   　　《陈旉农书·六种之宜篇》即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通篇的指导思想和政府的有关诏书以及地方官的劝农文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备荒、续乏、继绝。本篇开头便说：“种莳之事，各有攸叙。能知时宜，不违先后之序，则相继以生成，相资以利用，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一岁所资，绵绵相继，尚何匮乏之足患，冻馁之足忧哉。”本篇结尾又说：“《诗》曰：‘十月纳禾稼，黍稷穜稑，禾麻菽麦’，无不毕有，以资岁计，尚何穷匮乏绝之患耶。”由此，也可以证明，陈旉所谓的“六种”也即陆种。   　　然而，仅仅知道杂种诸谷的意义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明了种植的方法，才能真正地取到作用。众所周知，陈旉以前，中国的北方已有数千年的旱地作物栽培历史，并且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不仅通过农民的言传身教而代代相传，记载在象《氾胜之书》和《齐民要术》这样一些农书之中，而且还通过人口的迁徙，传播到了南方地区，促进了南方旱作栽培技术的发展。   　　但是，南方在气候和土壤等自然因素有不同于北方的特点，南方的旱地作物栽培自然也不能照搬北方的技术，因此，研究南方旱地作物的栽培方法，也就成为当时农学家所面临的一大课题。《农书》成书于南宋初绍兴十九年（1149），正值两宋之交，当时北方人口由于战乱，而大量南迁，促进了以麦为主的旱地作物（陆种）的发展，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说：“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1131－－1162）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随着南方旱地作物的发展，也要求人们及时地总结南方旱地生产的经验，“六种之宜篇”正是总结南方旱地作物栽培技术的产物。本篇大致按月份，介绍了麻枲、粟、油麻、豆、萝卜、菘菜（白菜）、麦等的整地、播种、耘锄、施肥、防虫、收治等等事项。   　　但是由于《陈旉农书》是以水稻种植为主要内容，所以有关旱作技术的内容比较简略，况且事属初创，也难臻完善，其后《王祯农书》对于南方旱作技术又有了很大的补充。   　　【作者简介及成书背景】   　　陈旉 籍贯不详。北宋熙宁九年(1076年)生；约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间(1149一1189年)卒。农学。   　　陈旉的名字，因所著《农书》而得以流传后世。从《农书》的内容和序、跋中，可约略知道他在书写成前后的活动，及其学术成就和思想状况。   　　陈旉一生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江南地区，从六朝起开发，经过隋、唐和五代时吴越、南唐的继续经营，到北宋统一全国以后，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农业生产已经达到很高水平。江南“泽农”，和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旱农”，在生产上有很大不同。江南以高产水稻为主要作物，桑蚕为辅；黄河流域则以禾、麦为主要作物。此外，江南地区气温较高，无霜期较长，雨水较多，相对湿度较大，地下水位一般较高；加之，地形复杂，河流湖泊密布，港汊纵横。   　　因此，黄河流域的农业经营方式不适用于江南，而宋以前的农书，全都是反映北方“旱农”生产情况的，江南需要有当地的农书。陈旉《农书》就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出现的。   　　陈旉农书内页   　　陈旉《农书》完成于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这时他已74岁高龄。南宋王朝建都临安(今杭州市)的最初几年，乃至十几年，黄河流域迁移到江南的大量各种非农业人口的生活所需，以及包括“岁币”在内的一切政府开支，都只能出自农业和手工业生产。这样，在短时期内就促使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以历史上少有的快速前进，蚕桑生产尤其空前地发展起来，有些农民宁可放弃种植水稻而种植桑树。《农书》中提到“湖中安吉”的桑树嫁接情况，可见该书所反映的，正是南宋初期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农业生产情况。   　　陈旉《农书》自序的最后，署名为“西山隐居全真子陈旉”。“全真子”为道教徒之称呼。据此，陈旉当为道教全真派的道徒。全真教是宋、元道教的大家，创教于“靖康”(北宋钦宗年号，1126—1127)以后。全真教提倡济贫拔苦，先人后已，与物无私；并主张道、释、儒三家合一。道徒多为“河北之士”，不尚符录，不事烧炼，有少数人还从事抗金活动，大多则凭借耕囚凿并自食其力，“不求闻达于诸侯”。   　　陈旉也是“平生读书，不求仕进，所至即种药治圃以自给。”由于陈旉在“西山”等处“躬耕”过，取得相当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实践经验，所写《农书》不是“誊口空言”，他自信地说“是书也，非苟知之，盖尝允蹈之，确乎能其事，乃敢著其说以示人!”加之，陈旉写《农书》为的是“有补于来世”。因此，其书有较强的实践性，在生产中行之有效。   　　与陈旉《农书》第一次刊刻有密切关系的洪兴祖，好古博学。对《易》尤深有研究。他做过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和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地方官，对农业生产很重视。《农书》写成后。陈旉亲自送到真州去给洪兴祖阅看，请他支持刊刻。   　　洪兴祖很敬重陈旉，说他能贯穿出入于“六经诸子百家之书，释老氏黄帝神农氏之学”，而且“下至术数小道，亦精其能，其尤精者《易》也”；对《农书》，洪兴祖“读之三复”，并将《仪真劝农文》附于其后，命人刊刻，在所辖地区广为传播。共同的志趣和爱好，把洪、陈二人结合了起来。所以，他们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很投机。宋儒治经，重《易》、《春秋》、《礼记》。而又着重在《易》中寻究哲理。同时，宋儒常以自我为中心，敢于独立思考，另立新说。陈旉受当时学术思潮影响，写作《农书》时，从研究方法到编写体例，都力求突破以往农书的框框。他认为后魏时的《齐民要术》和唐代的《四时纂要》等农书“迂疏不适用”。他不抄书，着重写自己的心得体会，即使引用古书，也努力融会贯通在己的文章里。   　　陈旉《农书》是以种稻、养蚕为主的江南农学专著，也是私人著作的地区性农书的典型。由于其针对性较强，对水田地区农业生产有所禆益。在南宋，除洪兴祖首次为之刊刻外，宁宗嘉定七年（1214），绍兴余姚知事朱拔和高邮军(今江苏高邮)的汪纲，又将《农书》再次刊刻传播。朱拔和汪纲都是新安(今河南新安？)人。明代以来，《农书》的刊本、抄本、单行本、合编本有多种。目前有《永乐大典》本、《四库全书》本、《函海》本、《知不足斋丛书》本，以及与《蚕书》或《耕织图诗》的合编本等。除旧有版本外，1956年中华书局曾根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排印过一次，首尾附件较完全。1965年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万国鼎的《陈旉农书校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