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媒批诺贝尔科学奖：过度宣扬天才神话却忽视众多贡献者
艾德·杨（ED YONG）/文，何启敏/译
10月3日，雷纳·维斯、巴里·巴里什和基普·索恩三位物理学家因发现引力波获得201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三人作为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LIGO）项目的领导者，将分享9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0万美元）奖金。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得到诺奖得主的头衔。
然而，其他为LIGO项目作出贡献的科学家呢？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了那篇描述引力波的发现的论文三页长的作者名单里。天体物理学家马丁·里斯（Martin Rees）告诉BBC：“LIGO的成就归功于几百名研究者，2017年的诺贝尔委员会拒绝颁发团体奖项这一事实正在引发日益频繁的问题，而且在很多科学研究究竟是如何完成的这一问题上给出了误导性的印象。”
这是常见的老调子。每年物理、化学和生理或医学等领域的诺贝尔奖颁布之后，评论家都会指出，这种认可科学家工作的方式是荒谬而过时的。这些奖项不尊重科学，反而扭曲科学的本质，重写其历史，并忽视了许多重要的贡献者。
诺贝尔奖无疑有好的方面。科学发现在人类事业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应该得到认可。诺贝尔奖的网站是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宝藏，充满了在发表的论文中大量缺失的丰富的历史细节。对这样一个年复一年给科学以像奥斯卡和艾美奖那样的热切期盼的事件过于冷嘲热讽是无礼的。但事实上，诺贝尔科学奖从一开始就透露出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
医学领域的第一个诺贝尔奖在1901年颁给了抗毒素血清发现者埃米尔·冯·贝林（Emil von Behring），却没有颁给他的亲密合作者北里柴三郎（Shibasaburo Kitasato）。1952年的医学和生理学奖颁发给了抗生素发现者塞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却忽略他的研究生艾伯特·沙茨（Albert Chatz），而后者才是该化学药品的真正发现者。2008年的诺贝尔化学奖颁发给绿色荧光蛋白（GFP）的三位发现者，而这种分子经常被其他科学家用于观测细胞内的运动，最先为GFP克隆基因的道格拉斯·普鲁切（Douglas Prasher）不在获奖者之列。
在一些情况下，研究者已经因为自己被遗漏而抗议。2003年，雷·达马丁（Ray Damadian）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发了一系列整版的广告抗议称，他在发明磁共振成像中的贡献应该被授予诺贝尔医学奖，但却被不正当地拒绝了。诺贝尔委员会仅仅将这项成就归功于保罗·劳特伯（Paul Lauterbur）和皮特·曼斯菲尔德（Peter Mansfield），达马丁宣称这一遗漏是“必须被纠正的可耻的错误”。他告诉《纽约时报》，“在周一早上醒来看到自己被剔除在了历史之外，这是我无法忍受的巨大痛苦。”
相比于谁该得奖谁不该得奖，更大的问题是每年诺贝尔科学奖的每个奖项都是颁发给个人的——最多三个。而现代科学，正如伊凡·欧兰斯基（Ivan Oransky）和亚当·马库斯（Adam Marcus）所说，是“团体活动中最具团体性的活动”。有时研究者确实可能独立得到突破性成果，但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即便是在一个单独的研究团队里，一项发现往往只挂一个研究者的名字，但通常情况下一组博士后、学生和技术人员都会参与其中。而且，经常有多个研究团队在同一个项目上开展合作。LIGO团队发表他们的发现时的作者名单写了三页纸，最近发表的另一篇准确估算了希格斯粒子质量的文章有5154位作者。
诺奖的辩护者称，诺贝尔委员会受到了确立这一奖项的诺贝尔遗嘱的限制。但是，诺贝尔的遗嘱中要求认可单数的“人”，而且要是在“上一年度”做出了重要发现。对照之下，诺贝尔委员会对多可以认可三个人，而且可能是针对几十年完成的工作。既然已经放宽了原有的规定，那为何不更进一步呢？正如《科学美国人》的编辑在2012年就建议的那样：为什么不把科学领域的诺贝尔奖颁发给团队或机构，就像和平奖那样？
改革的代价很低，回避改革的代价却是高昂的。正如生物学家阿图罗·卡萨德沃尔（Arturo Casadevall）和费里克·范恩（Ferric Fang）在2013年写道的那样：诺贝尔奖宣扬了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总结出来的“孤独天才”观念，即“世界历史不过是伟人们的传记。”在科学中并非如此，而诺贝尔奖滋养了这种险恶的神话。卡萨德沃尔和范恩说道：“这强化了科学领域中存在缺陷的奖励机制，胜利者获得一切，大部分贡献者被忽视。”在某种程度上，诺贝尔奖奖励的不是做出最大贡献的人，而在碰运气的、迷宫般的学术界中的最强生存者。
在许多例子中，因为不能在身后被授予，谁能获得诺奖只是看谁活得久。所以，罗莎琳·富兰克林（Rosalind Franklin）在发现DNA双螺旋结构模型中做出的关键性贡献没能得到认可，因为她在诺贝尔奖颁给詹姆斯·沃森（James Watson）和弗兰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的四年前就已经逝世了。天文学家维拉·鲁宾（Vera Rubin）通过研究星系的转动找到了暗物质存在的证据，这一成就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宇宙的理解。科学作家雷切尔斯·费特曼（Rachel Feltman）在2016年10月说道：“维拉·鲁宾应当获得诺奖，但她等不及了”。鲁宾在两个月后就去世了。
鲁宾和富兰克林的例子指出了诺贝尔奖另一长期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所宣扬的孤独天才神话中，那个天才几乎都是白人男性。女性在214个生理学或医学诺奖中仅仅占有12个，175个化学诺奖中占据4个，204个物理学奖中仅获得2个。最近一个女性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是玛利亚·格佩特·梅耶（Maria Goeppert Mayer），获奖的时间是在54年前。实际上，并不缺乏有潜力的女性受奖者。鲁宾毫无争议应该获奖，而丽斯·迈特纳（Lise Meitner）也应该凭借在发现核裂变中的贡献与诺奖得主奥托·哈恩（Otto Hahn）分享这一荣誉。1937到1965年期间，迈特纳被不同的人提名了48次，却还是没能得奖。去年，天体物理学家凯蒂·马克（Katie Mack）在推特上说道：“诺贝尔奖有其伟大之处，但我们应该记住，诺奖获得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反映并放大了结构性偏见。”
也许，如果不是因为诺贝尔奖如此重要，这些都不是问题。除了金钱奖励之外，诺奖获得者实际上还得到了一连串获利颇丰的回报。他们的论文会获得更多引用。相比那些被提名但没有获得奖项的人，他们也很可能多活一到两年。而且，这一奖项为他们的伟大打上了永久的认可印记。和颁发给“在工作中展现非凡创造力的人”的麦克阿瑟天才奖不同，诺贝尔奖认可的是一个特定的发现，然而这一发现会被永久宣布为智识力量本身，从而将一项历史性成就和获奖者的所有想法等同起来。
当一些诺奖得主变成伪科学或偏见的拥护者时，这就产生了问题。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 在1956年因为发明晶体管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后来他成了优生学的支持者，主张低智商的人群——主要是非裔美国人——应当被消除。詹姆森·沃森（James Watson）也认为非洲人的智商低于平均水平。凯利·穆利斯（Kary Mullis）由于发明了在全球生物实验室广泛使用的复制DNA的PCR技术而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化学奖，成为了占星术的积极支持者，并且同样积极地否认人类造成气候改变以及HIV病毒和艾滋病之间存在联系。他还在自传中写道：他曾经遇到过发光的浣熊，它有可能是外星人。
平心而论，和每年应该有多少人获得诺奖的问题不同，诺奖获得者走上歪门邪道的问题不是诺贝尔委员会所能够解决的。这是因为我们倾向于把诺贝尔奖视作科学价值的完美典范所造成的。事实并非如此。和其他奖项一样，它也存在缺陷，也有主观性的问题。通过将其具象化，我们使得诺奖获得者自我过度膨胀，同时贬低了那些没有获得诺奖的贡献者。科学作家马修·弗朗西斯（Matthew Francis）去年就写道：“最终要靠我们自己把诺奖赶下王位，这些奖项通过我们的许可支配着我们对科学以及科学研究如何进行的认知，我们早该收回许可了。”
（本文2017年10月3日原刊于《大西洋月刊》，原标题为：The Absurdity of the Nobel Prizes in Sci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