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伦柯斯米斯基是一个震惊全世界的名字,因为亚伦柯斯米斯基曾经在伦敦制造了一个轰动全世界的连环杀人案。亚伦柯斯米斯基也有另一个名字,“开膛手杰克”。亚伦柯斯米斯基到底有多恐怖?我们来看看亚伦科斯米斯基罪恶的一生。
亚伦柯斯米斯基是谁?
亚伦柯斯米斯基,伦敦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的真实身份。2014年9月,英国商人拉塞尔爱德华兹(Russell Edwards)声称用线粒体DNA证据证明了科斯米斯基的罪行,尽管他的说法没有得到出版物和同行审查过程的证实。科斯米斯基于19世纪80年代从波兰移民到英国,在伦敦东部的白教堂工作,1888年在那里犯罪。1891年,他被送往精神病院。从杀人的时间来看,警方指出其中一名嫌疑人属于“科斯米斯基”,并在精神病院中将他描述为波兰犹太人。
上一次凶杀案发生近一个世纪后,嫌疑人“Kosmiski”被认定为亚伦科兹明斯克(aaron kozminsk),但没有证据将他与凶杀案联系起来,警方当时将他视为嫌疑人的原因也不清楚。有可能是科斯米斯基和另一个波兰犹太人混淆了,这个犹太人的真名可能是南森卡明斯基,亚伦或者大卫科恩,同年龄同医院的暴力患者。
亚伦科斯米斯基的一生:
亚伦科兹明斯克出生于当时沙皇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小镇科罗达瓦。亚伯兰约瑟夫科兹明斯基神父是一名裁缝,他的妻子名叫戈达内卢班沃斯卡。1881年,由于东欧经济不景气和沙俄大屠杀,全家移民伦敦,和许多也逃亡的犹太难民一起定居在东伦敦的白教堂贫民窟。他的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也离开了俄罗斯,住在白教堂区,他守寡的母亲也在那之后移民了。
1890年7月和1891年2月,科斯米斯因遗传性精神错乱被送往米兰德老城的济贫院。第二次,他被转移到科尔尼哈奇收容所,持续了三年,直到1894年4月19日,他被接纳到利文斯顿收容所。医疗记录显示,科斯米斯基至少从1885年起就患有精神疾病。他的精神障碍表现为幻听,妄想害怕被别人吃掉,驱使他捡垃圾扔掉的食物吃,拒绝洗漱穿衣。他精神失常的原因被记录为“手淫”,通常被认为是手淫的委婉说法。糟糕的饮食让他一年到头看起来都很瘦;他的低体重被记录在精神病学记录中。1899年2月,他仅重96磅(44公斤),于1919年去世,享年53岁。
亚伦科斯米斯基被怀疑是“开膛手杰克”的嫌疑犯:
1888年至1891年间,伦敦东部白教堂区或附近11名妇女的死亡与警方另一项名为“白教堂谋杀案”的调查有关。7名受害者被割喉,4名受害者死亡后尸体被毁。其中,1888年8月至9月的五起案件的显著相似性表明,它们通常被认为是连环杀手“开膛手杰克”的作品。尽管警方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开膛手从未被确定,犯罪也从未得到解决。谋杀案发生几年后,文件被发现,显示警方怀疑一个名叫科斯米斯基的人。
苏格兰场县警察局局长助理警官梅威尔麦克诺顿(Maywell McNaughton)写的一份备忘录指出,其中一名波兰犹太嫌疑人是“科斯米斯基”(没有名字)。据1959年的电视记者丹法森(Dan Fawson)说,麦克诺顿的备忘录是在他女儿阿伯康威(Aberconway)的私人档案中找到的,而从苏格兰场档案中删除的一个版本是在20世纪70年代公开的。麦克诺顿表示,有充分的理由怀疑科斯米斯基,因为他“对女性有强烈的仇恨”.伴随着强烈的杀人倾向”。
1910年,助理导演罗伯特安德森在回忆录《警官生活的轻松一面》中声称开膛手是“下波兰犹太人”。领导开膛手案件调查的司法部长唐纳德斯旺森(Donald swanson)在捐赠的安德森回忆录副本的空白处以笔记的形式写下了“科斯米斯基”的名字。他补充说,“科斯米斯基”在他哥哥位于白教堂区的家中被警方控制,他被绑在背后,被送到济贫院,然后被送到科尔尼哈奇收容所,不久后死亡。安德森的后代于2006年向伦敦警察厅犯罪博物馆捐赠了一份包含斯旺森手写笔记的回忆录。
1987年,开膛手作家马丁费多(Martin Fedo)收集了任何一个名叫科斯米斯基(Kosmiski)的囚犯的避难所记录,只找到了一个:“亚伦科兹明斯克”。凶案发生时,亚伦显然不是住在普罗维登斯街,就是住在格林菲尔德街,这两条街都离凶案现场很近。避难所记录中给出的地址都在老米兰德镇,就在白教堂旁边。在对亚伦症状的描述中,表明他是一个偏执型精神分裂症患者,就像,例如,包括连环杀手皮特萨特克尔。麦克诺顿记录了“科斯米斯基”沉迷于“孤独的习惯”,安德森也在回忆录中对他的嫌疑人写下了“不可言说的习惯”。两者都与亚伦在病历中犯下的“自慰”的说法一致。斯旺森的记录与亚伦从济贫院到科尔尼哈奇的报告中已知的细节一致,但关于他过早死亡的最后细节与亚伦活到1919年不一致。
安德森声称开膛手是被“只有眼力好的人才能看到凶手”认出来的,但由于证人和被告都是犹太人,没有被起诉的可能,犹太人不愿意作证指控自己的犹太同胞。根据斯旺森的记录,“科斯米斯基”是在“海滨之家”,也就是布莱顿的警察疗养院被认出来的。一些作者对这种识别是否会发生表示怀疑,而其他人则将其作为他们理论的基础。例如,唐纳德罗比洛认为这个故事不太可能发生,但他的同事马丁费多尔和保罗贝格认为还有其他证人,如伊斯雷尔施瓦茨、约瑟夫拉文德或一名警察。但是,麦克诺顿在回忆录中说“没有人见过白教堂凶手”,这与安德森和斯旺森的回忆直接矛盾。当时的伦敦警察局代理局长亨利史密斯警官在同年写的回忆录中尖锐反驳了安德森的说法,称犹太人不会互相指证,称其是对犹太人的“鲁莽指控”。最初负责调查的检察官埃德蒙利德也对安德森的观点提出了质疑。除了麦克诺顿的备忘录,已经没有警方的官方文件了,还有亚伦科兹明斯克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