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外媒体报道，做过妇科检查的已婚女性大概都经历过这种情形：布帘后带脚蹬的检查床、冰冷的金属器具、侵入性地伸入被检查者的下体。经常去看妇科医生的患者往往因此而焦虑和恐惧。
一项研究将“负面情感，行为和认知过程”归因于盆腔检查，这种方法“与大多数其他预防性护理程序不同”。在美国每年会对患者进行约6000万次盆腔检查。供应商使用窥阴器——一种带有铰链、类似于鸭嘴状的双刃医用器械——检查宫颈，检测性疾病或者是提取宫颈液涂片。这种铰链的双刃仪器看起来像鸭嘴 - 检查宫颈，测试性病，并获得子宫颈抹片检查。
尽管窥阴器在妇科检查中有用，但这种器具还是有着不堪回首的过去——在职业化医学的控制下，窥阴器成了医生（主要是男性）公开检查女性生殖器的工具。但今天，旧金山的产品设计师正在把目光投向这种妇科医生手中的讨厌装置。他们正在重新考量窥阴器的叮当作响的铰链，冰冷的金属材料和不舒适的角度，以便于使盆腔检查对于患者和医生来说没有那么令人不安。
1845年，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一名32岁的外科医生詹姆斯·马里昂·西姆斯（James Marion Sims）在一位当地奴隶主的要求下，对患有患有膀胱阴道瘘的一名年轻女性进行治疗。这种使人虚弱的疾病往往是下腹疼痛和小便失禁的根源，通常是由于产程受阻造成的：当婴儿被挤入产道时，会挤压阴道和膀胱之间的软组织。在当时的美国南部种植园，黑人妇女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健，也无法对自己的身体做主，时常会经受强奸和慢性感染。种植园医生西姆斯缺乏相关治疗经验，但对寻找有效方法非常感兴趣。 1845年至1849年间，他至少在12位受奴役的女性身上进行了几十次手术，但过程中没有麻醉。在这些关于人体的实验中，西姆斯首次开发了一种修复瘘管的技术。在此过程中他发明了鸭嘴窥阴器，以便于更好地观察宫颈。
随后西姆斯搬到了纽约，在那里他创立了美国第一家妇科手术医院。它专门为纽约市的富人们服务。19世纪60年代，西姆斯又移居欧洲，他的女性患者中甚至还包括不少皇室成员；再后来，西姆斯还担任了美国医学协会主席。西姆斯在妇科领域的成就使其成为了英雄，其雕塑坐落于纽约中央公园，所谓“外科医生和慈善家”的称谓颇有争议。但雕塑的铭文中并没有提到那些被奴役的女人——露西，阿纳恰和贝西是西姆斯唯一记录下来的名字——他在这些女性的身体上进行了手术。
这些是美国妇科疾病治疗的可怕起源，但这种转变在欧洲早就已经开始。 欧纳拉雅·莫斯库斯（Ornella Moscucci）在她的著作，《关于女性的科学：妇科与性别》一书中指出，直到19世纪初，女性的健康“是一门专对女性的技能”，往往是由那些不被视为真正医生的助产士实施的。但是，当人口问题和医学职业化让男性开始负责女性的生殖健康时，情况就会改变。
从一开始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妇科医生：正如法国医生马克·科伦巴(Marc Colombat de L’isere)所说的那样，一个男人如何去检查一个女人——“牺牲敏感”——而又不影响她的端庄？窥阴器恰恰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允许男性医生在不直接触及女性下体的情况下进入子宫颈。罗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Roehampton）历史学家阿格尼斯阿诺德·福斯特（Agnes Arnold-Forster）表示：“人们对于检查女性身体有何种影响以及检查方式的恰当性非常焦虑。窥阴器意味着没有用手触摸女性的下体，而是通过一个器具去检查。”
尽管窥阴器有实用性，但其很快就被卷入了阴谋论。医学界的批评者认为，窥阴器会损害被检查女性的贞操。他们担心窥阴器甚至可能导致患者与医生进行发生不伦的关系。 1850年，《柳叶刀》报道了伦敦皇家医学与外科学会的一场喧嚣，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挤满了整个会场，许多反对者称这种设备的“肮脏和不雅应用”。
很快，歇斯底里的上流社会开始说这会引发子宫疼痛。一些英国和美国的医生警告说，窥阴器可能会引发“骚动尿毒症”（子宫躁狂症），其症状包括紧张，失眠，食欲不振、性冲动，烦躁不安以及“惹麻烦的倾向”。正如《公共生活：从窥阴器的两端看妇科医学》一书的作者特丽·卡帕利斯(Terri Kapsalis)指出，在一段时间里，白人女性都因为“反叛、无耻、野心和‘过度教育’”等原因被用这种方式诊断为歇斯底里症。
莫斯库斯表示，除了检查之外，窥阴器还成为了监视工具，被警察用到了那些怀疑患有性病的妓女身上。19世纪60年代，英国的传染性疾病法案将医生使用窥阴器引入了性疾病的强制性检查科目。在法国和德国，类似法律的目标是将“不洁”与“清洁”分开。这就是窥阴器如何成为与梅毒和淋病有关的性异常的象征。可以说，从历史角度看，妇科是社会和政治秩序的产物 - 一种旨在首先控制女性的措施。正如莫斯库斯所问的那样，为什么当时会有关于女性的医学科学，却没有同样的男性医学科学？
在旧金山，设计公司Frog的四名女性希望重新审视170年前西蒙斯发明的窥阴器。他们的设计作品被称为Yona，是由女性设计师们在关于盆腔检查的缺陷问题进行广泛交流后产生的。从产品的角度来看，检查过程中的单调金属声音只会增加被检查女性的不适和焦虑感。患者躺在床上，看不见发生了什么，只能听到金属叮当作响和螺丝拧紧的刺耳声音。 “实际这种设备上有裸露的螺丝，”作为Frog工业设计师之一的海莉·斯图尔特（Hailey Stewart）告诉我， “你听到他们在打开你。”
斯图尔特的研究小组还探索了窥阴器的材料问题，她们使用手术级硅胶让设备在使用过程中更安静，探入体内后也不会感觉像塑料或金属那样冰冷不自然。它与中世纪的酷刑装置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负责这个项目的机械工程师Fran Wang关注的则是窥阴器的形状问题：“为什么它的形状如此扁平？为什么会如此之宽？它为什么是有角度的？ “在解决了暴露的螺丝钉和设备可能造成夹伤之后，设计师想要修改窥阴器的作用方式，目标是允许检查者单手就可以将窥阴器插入患者体内并打开，而另一只手可以去拿棉签。他们希望这样可以让检查的时间更短。斯图尔特指出，即使对设备进行微小调整，也会在检查期间提高患者的舒适度。设计师们表示，通过调整手柄角度，Yona在检查者的手和桌子之间有更多的空间，以便于患者不需要再来回挪动到检查床的边缘。
设计师们也推测，相比于妇科的新人，那些已经使用了数十年窥阴器的老一代妇科医生并不见得会接受这种新设计。然而根据斯图尔特的说法，对临床医生的采访证实了相反的情况。她表示，检查者讲述了自己通过窥阴器为患者检查时会用各种手段“让病人放心”因为他们也“知道这冰不是合适的工具”。妇科医生可能会像他们的病人一样急切地想要改变现有的检查设备。
Frog的设计师并不是第一个把注意力放在盆腔检查上的人。如果没有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女性健康运动，就无法想像Yona是什么样的。当时的女权主义者——其中大多是中产阶级白人女性——聚集在各种派对上，用窥阴器、手电筒和镜子检查自己的身体构造。正如卡帕利斯在《公共隐私》一书中所说的那样，女权主义者的想法是重新获得关于自己身体的知识，同时挑战“窥阴器的神秘性，以及围绕其使用的恐惧和焦虑”。对于男医生来说，再也不会看到那个从未见过自己宫颈的无能患者了。
阿诺德·福斯特则表示，当19世纪的医生在窥阴器的使用上发生冲突时，他们也就男性对女性的权威进行辩论，但他们还提出了如何收集信息的主张。在将显微镜引入诊断过程之前，即使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医生也认为，不舒服的戳和感官刺激在这种检查中是不必要的。经验丰富的医生可以简单地提出问题并确定患者的病情。窥阴器只是那些相信眼见为实的经验主义者的完美工具。它表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临床实践，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这种认识与权力是密不可分的，“玛格丽特·圣德罗斯基（Margarete Sandelowski）如是写道。
目前女性占美国妇科医生总数的85％，这一职业曾经由男性主导。尽管如此，即使超声波和胎儿监护仪已经改变了在类似临床环境下观察患者的实践，但窥阴器的使用仍未改变太多。或许最终会有改变，但即使像Yona这种设计的未来实际应用也难以保证。至少它代表了一种设计和使用必不可少设备的新方法。为了更好地为女性服务，窥阴器必须面对美国奴隶制和19世纪的两性关系，才能最终超越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