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小说史，四大名著自然首屈一指，无与伦比，其极高的文学造诣令人叹为观止，也让后人大有不可超越之感。

打开《三国演义》：参透人性的所思所想，把古代男儿驰骋沙场的热血豪情一睹为快，一览无余。

打开《水浒传》：感受忠义良善和奸诈邪恶的交响曲，和哥们义气，男儿豪情，敢作敢为，轰轰烈烈的赤胆忠肝。

打开《西游记》：驰骋在浪漫神话世界之中，逍遥游，无穷尽；美梦有，可成真。因为在这里你会发现，只有想不到的，没有碰不到的。

打开《红楼梦》：品位中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博大精深，感受来自东方文明的精彩纷呈，其中的兴衰荣辱令人叹为观止，惊叹不已。

总而言之，中国古典四大名著可谓经典之中的经典，名著之中的名著。

但其实，“四大名著”是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谁公开提出这个概念。是由明代“后七子”的领袖人物、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王世贞最先提出了”四大奇书“这个名词。

所谓的六大名著是解放前的说法。解放后，新中国成立了，随即迎来了文艺高潮。国家想推出几部影响力比较大的文学，决定重点推出四本，命名为四大名著。为什么只印刷了四部，难道那两部的文学质量不高吗？其实不是这样的，因为当时国家出版局要求只能印刷出版四部，后来经过多次商量和比较之后，最终不得不放弃了那两部著作。四大名著也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这也是偶然之间促成的结果。南开大学著名教授陈洪开了一门公开课叫《六大名著导读》，也谈到了这六本中国名著。

那么剩余的两部著作是什么呢？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由清代小说家吴敬梓创作的一部长篇讽刺小说，约四十万字，描写了近两百个人物。小说假托明代，实际反映的是康乾时期科举制度下读书人的功名和生活。在书中，吴敬梓运用生动、灵活、辛辣的的语言，刻画了一批形象鲜明的人物，描绘出一幅光怪陆离的众生相。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可以说《儒林外史》是明清小说中不可不读的精品。

小说开篇就唱到：“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处。”

这一首词是开篇点题，狠狠击中全书主脑——功名富贵这四个字，全书百数人物不管你爱它恨它，统统都是围着它转，接着吴敬梓便是以这功名富贵为脉络，描摹儒林内外种种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人衔一人，一地衔一地，生动的人物形象和强烈的讽刺效果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构成宛如《清明上河图》一般栩栩如生，纤毫毕现的儒林众生图。正如惺园退士所说，《儒林外史》描摹人情世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对《儒林外史》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的成曾有过很高的评价：“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见)。在这幅儒林图上，鲜明生动的人物不下几十之数，而这些人也是五花八门种种不一，有个高下之分。

作者吴敬梓，清代小说家，字敏轩，号粒民。他出身书香门第，祖上几辈都是科举成名，得做高官，但他却沦为穷儒，家境的升沉变化，使他体会到世态炎凉，为其创作《儒林外史》打下了基础。吴敬梓自幼读书习文，对经史文章、诗词歌赋无不精通，但对科举考试和八股文毫无兴趣，所以他在《儒林外史》中对科举和八股的反对态度十分明确。

全书共五十六回，三十多万字，以写“儒林”为中心，旁及当时的官僚政治和社会风尚。在书中，吴敬梓诠释了世人对富贵功名的态度，他看透了当时黑暗的政治和腐朽的社会风气，对丑恶现实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有力批判，他抨击以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从而揭示封建末世精神道德和文化教育方面的严重危机。作品也成功塑造了一群热中科兴、追求“功名富贵”的读书人的形象，讽刺因热衷功名富贵而造成的极端虚伪、恶劣的社会风习、这在当时是有其重大现实意义和教育意义的。它的语言是准确、生动、洗练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栩栩如生、讽刺手法高超绝妙，艺术上达到了较高水平。鲁迅先生认为《儒林外史》的出现，“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儒林外史》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结构也很有特色。鲁迅说它“虽云长篇，颇同短制”，即指整个作品是由很多个可以独立的短篇连环而成。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中心事件，而是以一回或数回写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故事，自成一环；然后，这些人物退居次要地位，新的人物又登场成为主要人物，于是，又构成新的一环。环环相扣，连成长篇。这种结构形式，使作品兼具短篇与长篇的特点，既显示着传奇与话本的传统，又体现着作者的整体构思的创新。

几百年后的今天,捧起《儒林外史》细细品读，时而为当时士人名流的庸俗可笑而叹息，时而又为贪官污吏的卑鄙丑恶而愤怒，但更为当今社会物欲横流，一些人一生都在追求名利，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生活态度而痛心。《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是清代文言文短篇小说集，是蒲松龄在他40岁左右时完成的著作。“聊斋”是他的书斋名，“志”是记述的意思，“异”指奇异的故事，指的是在聊斋中记述奇异的故事。据说蒲松龄在写这部《聊斋志异》时，专门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请喝茶的人给他讲故事，讲过后可不付茶钱，听完之后再做修改写到书里面去，于是写成此书。这部著名短篇文言小说集，全书共491篇，内容广泛，多写狐仙、鬼妖、人兽等故事。

《聊斋志异》上距干宝的《搜神记》已千年以上，距唐传奇的兴盛也近千年。对于文言小说的发展来说，《聊斋志异》的出现，是“文起千年之衰”，其功不在“文起八代之衰”以下。《聊斋志异》突出地提出了几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在蒲松龄的笔下，当时的政治是非常黑暗残暴的，转别是中下层的封建官吏以及与之相勾结而受到庇护的豪绅恶霸，用蒲松龄的话说，就是“花面逢迎，世人如鬼”，“官虎而吏狼者，比比皆是也。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自志,中说：“集腋为裘，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他所说的孤愤，概括地说就是对当时黑暗社会的深恶痛绝。聊斋志异其中有不少属于法制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涉及的生活面极广，在这些法制作品中，作者以独特的方式揭露了丑恶黑暗的社会现实，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及其那些封建贪官污。如《促织》，《红玉》，《商三官》这些作品都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昏庸和封建官吏的残暴。反映了人民水深火热的痛苦生活"。

《聊斋志异》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而且也是一部明清史料集，和记述那时人民生活的风俗集。通过对明末清初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法律、风俗、中外交往等方面的记载，还原了当时的社会场景，记载了一个相对真实的时代。蒲松龄象画风俗画一样，广阔地描写了各种各样的社会生活，转别是中下层的人们的生活和农村的生活，创造了众多的风彩各异的人物形象。蒲松龄虽然生活在黑暗腐朽的社会中，但他不仅看到生活中的污浊和罪恶，而且看到光明和希望。在作品中，他热情地赞美和歌颂现实生活中人的种种美的品德，如反压迫的斗争精神、热情无私、助人为乐、诚实纯朴、勇敢机智、为官清廉等。《聊斋志异》还创造了不少在思想品格、精神面貌上与传统的妇女迥不相同的新的女性形象。婴宁是其中较显著的代表。这个形象的创造本身，就反映了作者对封建社会中长期束缚妇女天性和生命的封建礼教的一种否定和蔑视。

《聊斋志异》用神奇怪异，曲折离奇的情节，并间以丰富多变，千姿百态的叙事手法，给读者呈现了一场视觉盛宴。尽管《聊斋志异》使用的是文言，对于它的传播和影响有些不利，但它在社会上还是能广泛流传开来，突破了语言的障碍，关键在于它是成功的小说，创造出了生动感人的人物形象，反映出了真实的社会，从而在读者的思想感情里引起强烈的共鸣。正是如此，便进一步影响到美术、戏剧、影视的再创造，甚至在还产生了专说《聊斋》的评书名家。这又进一步间接地帮助《聊斋志异》在社会上继续扩大影响，使之变成了家喻户晓的书，变成海外许多国家争赏的短篇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