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剪辫运动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沈洁，原题：揭秘：谁敢自言满族人：辛亥革命的叙事从“排满”开始，节选

辛亥年的“屠满”暴行，是对辛亥革命平和过渡常识的补充。这在路氏书中有专章论述，不赘言。辛亥革命期间满人殉难的具体数目一定不可考，单就驻防兵丁而言，《辛亥殉难录》也只可根据姓名可考者作粗略估计，西安驻防两千两百四十八人，江宁驻防七百零六人，福州驻防九十八人，荆州驻防四百零三人，京口驻防三百二十二人。在各式各样的辛亥记录中（亦包括革命派阵营的回忆、旅华外国人的叙述），杀满人、旗人的情状可谓惨烈。我想补充一点，辛亥革命对作为族群的满人所造成的震慑与恐怖，其实要比直接的屠杀深重得多。

聊举一例。关纪新教授在《老舍与满族文化》一书中记一则往事。1983年关先生在苏州参加全国清诗讨论会，听闻词学大家唐圭璋先生乃南京驻防旗人之后。唐先生在辛亥年间还是幼童，革命军与八旗驻防惨烈交战，待革命军杀入旗营，驻防将士及其家眷悉数服毒自尽，幼年的唐圭璋因服药较少得以幸存，后被一家市民收养。此后，关先生因为编写《满族现代文学家艺术家传略》一书，曾致函唐圭璋先生恳请同意将其传略编入该书，随即收到唐先生复信，对欲收录其传略深表谢意，却又婉辞：“至于所述唐某系满族云云，就不要再提了罢……”转述这段故事，我有一些残忍揭破他人隐痛的自责。可这兴许比西安满城全城数万人被屠的历史记述更让人沉痛。革命所造成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暴力，还有延续在历史中的一个族群卑微地隐没。民国以后旗人们不敢在公开场合暴露自己的族籍，成了普遍现象。满族人唐日新在一首忆昔的诗中写道：“自从民元到如今，民族沉怨似海深；旗族伤残如草菅，谁敢自言满族人。”这些故事，“丰富”了革命，也“分解”了革命。

整个辛亥期间，中国的满人、汉军和蒙古旗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被屠杀恐惧之中。荆州、杭州满营不断有“被屠”的消息传开，在成都也是谣言四起，说汉人马上要打进少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旗兵旗民皆以为大祸临头，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风势一变，自杀或殉义，每个人都觉得没有了生存的希望。广州满城在光复前也是人心彷徨，凤山被炸后，满族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殷实绅商和旗人眷属纷纷迁逃，情状狼狈。南京旗城是同样的惨淡，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在北京，满族妇女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也每天都在增加。杭州则甚至在光复以后，民军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但由于恐慌，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排满”在辛亥年酷烈的暴力中达到极点，也在一个族群的内心积聚起了无法消散的恐怖记忆。

回到辛亥年的反满事件。实际上，暴力的行动过程也很复杂，各地情况不同。在武昌、杭州等地，主要是同盟会、新军在主导反满。而在另外的一些地方，革命阵营内部却有诸多关于屠杀还是保护的争持。最明显的是西安，西安的革命党十之八九隶属哥老会，仇满情绪很激烈。同盟会在这一点上持反对态度，认为不应当对驻防旗人进行过于残酷的屠杀。双方争执不下，最后还是会党的势力占了上风。西安满城在一夕之间变为惨淡的兵燹场，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称“对于人道，殊近残酷”。后来做了江苏监察使的严庄当时在西安，碰见个旗人小孩，砍了四五刀，小孩未死，严心软了，回来放下刀，再不去了，可当时的陕西革命党人都嘲笑他无用。张奚若说：“我当时不在陕西，若是在的话，不知要怎样才能杀得了人呢！”对亲历了那种惊魂荡魄情境的人来说，主义和信仰显然已经无法越过残杀，支持他们坚定地挥剑而立。当反满从“主义”变成鲜血淋漓的生死场，主义的动机、目的及其实践方式便会遭遇摇晃、质疑，甚至最终的放弃。幸亏屠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很快各地军政府都有布告，禁止残杀满人。但这一短暂的历史过程也让我们看到，革命的推进是如此这般地充满了张弛与纠葛，而行动总是要比词句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