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宁公主，《鹿鼎记》里那个刁蛮、霸道，让人爱不起来的十四公主，在真实的历史上原来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小女儿。顺治十年（1653年），从一统海内的大局出发，兄长顺治挑选平西王吴三桂的儿子吴应熊为十四额驸，并为十四公主与吴应熊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十四公主逃离了戏说里与其他女子共侍一夫的结局，但实际上，她的人生结局更为不幸，这一切的根源在于她的公公——吴三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公公大权在握，皇帝坐立难安

康熙十年（1671年）是吴三桂的六十大寿。此时，十四公主与吴应熊缔结连理已经18年。在这18年中，国家结束了战乱，额驸的父亲也已经位极人臣，称得上是国兴家和。对平西王来说，此次为六十大寿锦上添花的寿礼莫过于朝廷恩准公主、额驸以及他们的儿子吴世霖不远数千里来云南祝寿。公主的云南之行，把吴三桂推上了人生的巅峰。但身在其中的十四公主所感受到的是朝廷与吴三桂之间猜忌日深，她深知，自己南下拜寿就包含了为皇帝和公公消除猜忌、立志言和的使命，而要消除猜忌，又谈何容易！

早在几年前，十四公主就已经听闻她的侄子——康熙皇帝在宫中的柱子上书写了要集中精力解决的“漕运、河务、三藩”三件大事，而驻防云贵的吴三桂是三藩之首。十四公主非常了解兄长顺治与侄子康熙的用心。尽管吴三桂坐镇云南已经十二三年，对云贵两省的管辖也将近十年，但云贵两省毕竟是朝廷的辖地，不是平西王的封地。然而长时间的驻防，已经使吴三桂产生一种错觉——云贵两省就是他的藩邸。这种错觉还能维系多久？一旦这种幻觉被打破又将产生怎样的后果？

公主此次昆明之行，已经把国事与家事连到了一起，这是她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其实，婚后的十四公主和额驸严格恪守夫妻之间不议论朝政的准则。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解决不了朝政。虽然一个是皇帝的姑姑，一个是平西王的儿子，但真正的权力掌控者并不会因为一段利益联姻的婚姻而改变自己的权力地位。而且，皇帝与平西王的利益不是简单的组合就可以解决的，这中间的是是非非他们也无法梳理得清楚，一旦把朝政掺和进来，家也就不像家了。

但掌心是肉，掌背也是肉。说不掺和很难。十四公主虽然不同额驸谈论朝政，她却一直都非常关心朝廷对平西王的态度以及平西王在数千里之外的动向，这是她的家庭能否稳定的关键。伴随着海内一统的实现，平西王已经开始失去大显身手的舞台，在朝廷中的地位也今非昔比。但他的地位不是一纸诏书就可以削弱的。而且皇帝年幼，根基尚不稳固，对于朝中老臣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是重臣吴三桂。

就连顺治皇帝也要适时地让他三分。顺治十七年（1660年）十一月，四川道御史杨素蕴就对吴三桂所享有的用人之权提出异议，明确提出：用人乃“国家之大权，惟朝廷得主之”。尽管杨素蕴之疏一语破的，但当时的清朝统治者还要依赖吴三桂绥靖云贵，受到降处的反而是有先见之明的御史。皇帝羽翼渐丰，双方剑拔弩张

可到了康熙二年（1663年），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一名内大臣甚至公开质问额驸吴应熊：以前边疆多事，朝廷才赐给你父亲“大将军印”，便于集中号令；如今天下太平了，你父亲为何还不把“大将军印”归还朝廷？内大臣是直接为皇室办事的官员，同皇帝关系非同一般，此人如此直言，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朝廷的意向。颇为识相的额驸立即修书昆明，劝父亲主动上交顺治帝所赐予的“大将军印”。平西王对此有何感受，十四公主不得而知，但额驸在言行上愈发小心翼翼。

交出“大将军印”仅仅是开始，平西王的用人权也愈来愈受到制约，凡是吴三桂所题补的官员，多被朝廷否决，疑虑重重的平西王便以“精力日减”为名，请辞总管云贵两省军政大务，以此来试探朝廷对自己的态度。吴三桂的呈请在1667年5月送抵御前，康熙立即批准，并令吏部对两省事务的管理进行议奏。康熙如此处置，不仅出乎吴三桂的意料，也令额驸感到有些突然。可在公主看来，交出总管云贵事务的权力只是时间问题，早一点交出可以省去许多的麻烦，也免得夹在朝廷与家庭之间的额驸两头为难。一念及此，十四公主反而如释重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