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历史并不漫长，却主导过各种或复杂或神秘的案件。其中，始于上世纪50年代的“精神控制实验”可谓恶名昭著。在风云诡谲的大环境下，该实验以极不人道的方式残害了一大批不知情的受试者，且最终也没取得获得普遍认可的实验成果。

该实验的负责人名叫悉尼·格列布（Sidney Gottlieb）。在为CIA工作的20年里，他负责并指导了人类历史上最系统地寻找精神控制术的实验工作，被称为CIA的“首席制毒师”。无论生前还是死后，他的名字都一直和LSD、毒品、暗杀、心理控制等词密切联系在一起。

（悉尼·格列布）

格列布是犹太裔移民二代，当年他的父母为寻求庇护，于20世纪初从匈牙利逃到美国，并在1918年8月3日生下格列布。他从小成绩优异，长大后考入威斯康星大学，并在毕业后进入加州理工学院继续深造，最终顺利被授予生化博士学位。

乍看起来，格列布的经历顺风顺水，他的大学老师评价他“受到同学喜欢，头脑聪明，诚实可靠，很谦逊”，但他的人生远非完美。

格列布小时候有口吃的问题，因此没少被同学嘲笑。更严重的是，他天生脚部畸形，虽然后来经过三次手术后可以行走，却让他因此不得不终身跛行。

虽然意志坚定的格列布没有因此自暴自弃，甚至在1943年博士毕业后自愿参军，但仍因脚部问题被征兵处拒之门外。这让想一心报国的格列布颇受打击。

他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因此毕业后，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国家研究委员会、马里兰大学等不同机构间跳槽，试图找到一份既能发挥自己的生化专长、又能进行学术研究的工作，但一直未能达成心愿。

直到有一天，格列布得到了大学导师伊拉·鲍德温（Ira Baldwin）给他推荐的一份完全符合他要求的神秘工作。兴奋不已的格列布很快便接受了，并就此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伊拉·鲍德温）

而这个“神秘工作”的来源需要追溯到一战时期。1941年，日军通过细菌战，在亚洲残杀无数士兵和平民。此外，纳粹德国也在进行生化武器测试。这些消息让美国备感威胁，美国战争部长亨利·斯廷森（Henry Stimson）就此致信罗斯福总统，要求进行应对。于是1942年，罗斯福授权成立了美国第一个专门研究生物战的机构“战争研究服务机构”（War Research Service）。

（罗斯福）

同年年底，他们邀请了一批专家，就制造可批量生产致命细菌的可行性进行研讨，并最终向伊拉·鲍德温发送了任职邀请。经过一番考量后，鲍德温接受了这个职位，1943年，他成了位于马里兰州德崔克营（Camp Detrick）的美国陆军生物战实验室（US Army Biological Warfare Laboratories）的第一位科学主任。

为避免引起普通美国群众的恐慌，于是从一开始，德崔克营内的一切活动就都被笼罩在最严格的保密措施之中。为了增加研究的私密度，军方还买下了营地相邻的几个农场。

而鲍德温的工作也开展得“热火朝天”。他的团队甫一开工，便申请了125万美元的经费，并在三个月内花光了400万美元。另外他还申请了大量的化学物质，及成群结队的实验动物，前后共有超过50万只的老鼠、兔子、豚鼠、绵羊、猴子、猫等动物被送到了实验室。人员规模也飞速扩大，总计约有一千五百人曾在德崔克营工作，这些人全都签署了严格的保密协议。

历经两年多的研究，鲍德温及其团队已掌握用细菌大批量杀人的技术，但他们依然怀疑德国和日本的技术远超美国。

“招安”纳粹科学家的想法并非鲍德温团队的首创，早在1944年就有人向罗斯福总统提出这个方案，但罗斯福驳回了。不过，自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后，这项规定就被彻底漠视了，他的继任者杜鲁门总统甚至在1946年启动了大批量引进纳粹科学家的“回形针行动”（Operation Paperclip），并先后为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家签发了多达一千分签证，美方还为很多参与过恶劣人体试验的科学家进行档案洗白。

（杜鲁门）

日本战犯也是美方重点考虑的目标。最为典型的莫过于恶贯满盈的日本陆军中将石井四郎。为了避免他落入苏联人手中，1946年1月，德崔克营的科学家专程拜访他。最终，石井四郎同意在得到豁免权，并被美国政府聘为生物战专家后，向美方提供他的过往实验资料，其中包括一万五千张包含各种人体器官在不同极端环境下受损情况的幻灯片。

（石井四郎）

盟军最高司令部的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认为日本生化武器数据对美国至关重要，重要性远超其罪行。他签署了一项密令，赦免了石井四郎和当时在731部队和他一起工作的所有人。

这批日本人没有像德国人那样被带到美国，而是被安置在日本的实验室，在那里，他们继续帮美方构思并进行在美国本土无法进行的人体实验。

二战结束，但美国的意识形态斗争却愈演愈烈。这一阶段，被他们视为头号敌人的是苏联。为推进情报工作，1947年，杜鲁门总统签署了成立CIA（中央情报局）的法案，而一场发生于两年后的庭审，引起了这个年轻机构管理层的注意。

（中央情报局）

1949年2月3日，匈牙利籍天主教主教约瑟夫·闵真谛（Jozsef Mindszenty）在庭审中承认了所有指控，引起整个西方世界哗然。而CIA的官员对这个案件的关注点，聚焦在了闵真谛的庭审表现上。他们认为他语调平淡、心不在焉，承认了明显不是由他犯下的罪行，CIA认为他肯定被胁迫了。问题是，怎么做到的呢？

（约瑟夫·闵真谛）

在CIA看来，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苏联开发出了可以控制精神的药物或技术。尽管没有任何相关证据，但一想到这种可能性的存在CIA就觉得无比恐惧，于是他们把这项任务紧急安排给德崔克营。

1943年4月，瑞士科学家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mann）博士在实验中合成出可致幻的药物，他将其命名为LSD-25。1949年，这个消息传到了美国，并在生化领域的科学家中引起了广泛讨论。通过研发药物进而控制敌人精神状况的化学战，在美国人看来，成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新领域。

（艾伯特·霍夫曼）

时任CIA局长的罗斯科·希伦科特上校（Roscoe Hillenkoetter）对此兴奋不已，并要求杜鲁门总统将这个任务交给CIA。得到总统的同意后，希伦科特指派了几名CIA官员与德崔克营就这个项目进行秘密的深度合作。

最初这个联合项目的代号是“MK-NAOMI”，受试者有囚犯，也有加勒比海岛的数百只动物。为了了解病原体如何在人群中传播，1950年9月底，这个组织还在旧金山喷洒了一种名为Serratia Marcescens的细菌。有80万当地及周边城市的居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吸入了这种气体。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当地医院新增了11例排尿异常的病例。

但这种实验对CIA来说只是“开胃菜”，他们最想得到的还是精神控制技术。于是，一个以囚犯为实验对象的“蓝鸟”（Bluebird）计划应运而生。

和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相熟的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被任命为CIA的副计划主任。他痴迷心灵控制，而当时美苏两国间激烈的间谍战，更是让他感到推进“蓝鸟”项目的紧迫性。而他们选择的主要实验地点，并不在美国本土，而在德国一个叫奥博赛尔（Oberursel）的小镇的“国王营”（Camp King）及附近一个名为舒斯特（Villa Schuster）的别墅里。

（艾伦·杜勒斯）

这些地方后来成了著名的“酷刑之家”。被捕的特工、士兵、难民等囚犯，被注射药物、切开身体，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漫长的痛苦中被折磨至死。由于远离美国本土的监管，“蓝鸟”项目的人员在“实验”过程中受到的约束也非常少。CIA对这个秘密监狱非常满意，因此他们在日本也如法炮制，并以各种惨无人道的方式对被俘士兵进行折磨。

正是在这种环境下，1951年7月13日，悉尼·格列布正式成了CIA的一员，负责化学部，而CIA招募他，也是为了利用他的专业背景，加速“蓝鸟”项目的进展。这个项目被CIA赋予的“爱国”色彩，更是让因身体原因无法参军报国的格列布无比兴奋。

没过多久，杜勒斯被提拔为CIA副局长，这个任命更是让精神控制实验得到了更多的保护和支持。“蓝鸟”项目被更名为“洋蓟”项目（Artichoke），杜勒斯坚信精神控制术的存在，而“洋蓟”就是他想要的答案。

给美国人心惶惶的政治环境煽风点火的，还有一个爱德华·亨特（Edward Hunter）的好战记者。他在媒体上大肆宣扬当时的美国群众还非常陌生的“洗脑”一词，给了很多恐苏、反苏的政客和百姓情绪的宣泄口，仿佛这个词可以用来解释一切未知和恐惧。而通过树立一个仿佛无所不能的强大假想敌，也让CIA精神控制实验的参与人员，给自己的所作所为增加了合理性，仿佛自己做的不是没有人性的残酷实验，而是一项正义的事业。

（爱德华·亨特所著《洗脑》一书封面）

那么这些酷刑都包括什么？通过一份后来泄露的CIA备忘录，可窥见一斑。这些实验用比较温和的文字描述是这样的：实验人员会对囚犯喷射各种细菌、毒药；将囚犯置于缺氧或毒气环境中；将囚犯置于超高压/超低压的环境中；将囚犯置于各种极端的声音环境中；对囚犯不断地重复某个单词/声音；让囚犯长期食用特定类型的饮食；不断电击囚犯；不断对囚犯制造负面情绪......

不过，格列布的团队最感兴趣的还是药物。为了达到控制精神的效果，他们先后给囚犯试了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均未得到理想效果。最后，他决定尝试LSD，并用CIA的一个同事进行了模拟实验。看到用药后的同事说出了本应保守的秘密，让格列布很开心，他认为LSD的方向是对的。

格列布的药物实验也不局限于美国。他经常出国，视察设立在其他国家的拘留中心，并参加针对各种战俘的“特别审讯”，这些受试者甚至会直接被成为“消耗品”。而由于这些实验每次都失败，因此试验结束后，“消耗品”会被直接杀死。

1952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总统，他上任后把CIA的局长调为自己的副国务卿，而留下的空缺局长位置则由杜勒斯接替。他的上位，让格列布的精神控制实验有了更强大的保护伞，他们的实验也越来越大胆，1953年1月，本想治疗抑郁症的网球运动员哈罗德·布劳尔（Harold Blauer）被格列布团队超量注射了超过正常浓度14倍的麦司卡林，在三个小时内过世。

（艾森豪威尔）

就这么折腾了一年半后，格列布一无所获。他走到了一个岔路口：要么放弃，要么继续寻找。格列布选择了第二条路。不仅如此，他还希望进一步扩大这个充满暴力和虐待的项目。1953年4月13日，杜勒斯批准了由格列布牵头、启动资金30万美元、预算自由、可随意进行试验的精神控制新项目：MK-ULTRA。

当然，这不仅是格列布要追寻的目标，更是那个年代的美国在恐惧感压迫下催生的产物。

于是乎，在50年代的纽约街头，项目组成员常常以交友的名义，将吸毒者、街头混混等社会边缘人士约到他们在贝德福德街81号的公寓，并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让他们喝下混入药物的饮料。被格列布安排来执行这项工作的人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乔治·亨特·怀特（George Hunter White），他曾在CIA的前身机构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有严重施虐倾向，虐待囚犯对他来说不在话下。为了完成实验，他骗来性工作者、皮条客、毒贩，甚至对身边熟人下手。

（乔治·亨特·怀特）

催眠也是MK-ULTRA项目早期热衷的实验方式，格列布甚至还邀请美国著名魔术师约翰·穆赫兰（John Mulholland）与CIA进行指导，而格列布的项目组希望学到的，是如何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把他们要实验的药物偷偷投放给不知情的人。穆赫兰和格列布一样，也曾因身体原因无法服役，他认为和CIA合作是报国，于是爽快答应。

这一切，如今看来都充满荒诞色彩，但在那个特殊年代，却被视为战胜一个“深不可测”对手的不二法门。

为了得到更大批量的受试者，格列布还和肯塔基州列克星敦成瘾研究中心的主人哈里斯·伊斯贝尔（Harris Isbell）进行合作。该中心虽名义上是医院，但实际的运营方式更像监狱，收治的多为社会边缘非裔美国人。由于这类人即便受到不公对待也没有发声渠道，因此成了格列布进行秘密实验非常好的选择。

（哈里斯·伊斯贝尔）

本就对LSD非常感兴趣的伊斯贝尔，对这个项目很投入，在他的设计和操作下，进行了被视为LSD史上最极端的一系列人体实验。为了达到“溶解心灵”的效果，很多受试者被长期超量注射LSD。最终，这些实验也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更令人愤慨的是格列布和纽约过敏研究专家哈罗德·阿布兰森（Harold Abramson）的合作。为了研究药物是否能控制儿童的精神，他们多次进行针对未成年男孩的药物喂食实验。

随着MK-ULTRA的实验进入越来越黑暗的领域，参与其中的人受到的精神压力也自然越来越大。在加入CIA28个月时，格列布就和妻子提过辞职的想法，他深知自己身份的复杂：他可以被视为保卫国家的科学家，但也更像个酷刑犯。

不过，虽然格列布本人扛住了压力，他的同事却扛不住了。1953年11月清晨，有人从曼哈顿第七大道的高楼坠下，当场离世。死者名为弗兰克·奥尔森（Frank Olson），是在德崔克营工作的CIA员工，生前深度参与生物细菌的空气传播、致命带毒道具研发等工作。

（弗兰克·奥尔森）

长期的非人道实验让他身心备受折磨，在去世前几个月的一次团建性质的聚会中，他向同事倾诉了心中的疑虑和恐惧，并表达了想辞职的想法。他的上司知情后，让格列布处理这个问题。格列布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必须把奥尔森带到纽约，接受心理治疗。

奥尔森同意了这个方案，在几名同事的陪同下到达纽约的宾馆。凌晨2:25，他跳出房间窗户。

在后来的警方调查中，和奥尔森同住一室的CIA同事坚决表示对一切都不知情，解释说他自己也是被玻璃破碎的声音吵醒的。而CIA的高层对此事也严防死守，调用一切资源打压该事件。最终，这件充满疑点的案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但CIA丝毫没有对这件命案进行反思，他们的“研究”反而变本加厉。为了更低调地进行精神控制研究，CIA成立了Geschickter Fund for Medical Research、Josiah P. Macy Foundation等基金会，并以此为渠道，将资金源源不断地注入到进行灭绝人性的精神控制实验的医院、研究所等机构里。

不过这些疯狂的工作，被一个意外事件降了速。1956年4月，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Mike Mansfield）认为应该成立委员会，对CIA的工作进行专项监督。这让成立八年多来一直处于“散养”状态的CIA高层非常紧张。虽然最后该提案被大比分否决，但次年，格列布依然选择离开美国，转战CIA的德国分部。

在德国的这几年，格列布虽然没有停止进行精神控制实验，但已经流露出对MK-ULTRA项目的灰心。他在1960年的一个备忘录中明确表示，没有找到有效的精神控制类药物存在的迹象。

几年后，当格列布回到美国时，MK-ULTRA项目依然存在，但规模已大大缩小，许多子项目被关停，LSD相关的实验也大幅减少。格列布心里已深知，大脑只能被摧毁，无法被改写或控制。

随着MK-ULTRA的没落，格列布的很多工作职责被分配给其它人。但他的日子依然不赖，他的老靠山理查德·赫尔姆斯（Richard Helms）1966年被任命为CIA的新局长，格列布因此坐稳了CIA老资格的位置。而他的工作大方向也变成为当时焦灼的越战战场研发各类战争设备。性格平和的格列布甚至还收获了一群拥戴者。

（理查德·赫尔姆斯）

这个情况，因一件震惊全美的事件而终结。1972年6月17日，水门事件发生。尼克松为平息事件的影响，曾要求赫尔姆斯为其做假证，但遭到拒绝，于是尼克松于1973年2月1日解雇了他。

离职前，赫尔姆斯下令销毁所有MK-ULTRA相关的记录，但格列布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新局长詹姆斯·史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盯上了格列布这个老朝代的旧臣，上任没多久，就用约翰·麦克马洪（John McMahon）顶替了他。

格列布对此只能接受，并在1973年6月30日正式从CIA退休。退休前，他还领取了CIA最高荣誉之一的杰出情报奖章。就在格列布以为自己已经平稳落地、可以安享晚年时，又发生了一连串让他余生无法安宁的事件。

1974年12月，因揭露越南美莱村大屠杀而获得普利策奖的记者西摩·赫什（Seymour Hersh）在《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报道了一个名为MH-CHAOS的间谍行动，引起轩然大波。虽然文中没有直接提到MK-ULTRA，但随着调查行动的发酵，最终格列布还是波及。

（西摩·赫什）

为了平息这场风波，打算对CIA轻轻一笔带过的福特总统，在1975年主动宣布成立调查委员会，并安排副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Aldrich Rockefeller）担任主席。洛克菲勒后来的调查报告中，对CIA做过的违法行为揭露，也以窃听邮件和电话等为主，对MK-ULTRA这种项目，以记录销毁为由，轻描淡写地带过。

（纳尔逊·洛克菲勒）

然而敏锐的媒体还是发现了其中的猫腻。他们发现了多年前发生的弗兰克·奥尔森“自杀”案中的不合理之处，强烈要求CIA提供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奥尔森的家人也在这时宣布对CIA提起诉讼，并要求警方重新展开调查。同时，媒体也第一次将格列布的名字公之于众，并指出他亲自参与了导致奥尔森死亡的致命实验。

由于洛克菲勒内容过于温和的调查报告无法服众，参议院成立了由参议员弗兰克·邱琪（Frank Church）牵头的特设委员会重新进行调查。随着研究的深入，他们发现格列布的名字出现频率非常高。1975年，正在旅游中的格列布收到了委员会的消息，他们想和他谈谈。

格列布知道自己躲不过这一劫，于是聘请律师特里·莱兹纳（Terry Lenzner）为自己辩护，并在律师的指导下，以证词为条件，换取豁免权，并在审讯过程中不断打太极，以记忆不好为借口，没有正面回答任何关键指控。

随着时间的推移，被曝光的MK-ULTRA资料也越来越多，而格列布也在这些年里经过了多次国会审讯。1977年的问讯结束后，格列布最终没有被定罪。

但MK-ULTRA项目留下的尾声没有停止。奥尔森的儿子艾瑞克·奥尔森（Eric Olson）于1994年带着媒体，从墓地里挖出了他父亲的尸体，并交给相关机构进行重新研究。他们得到的结论是，虽然已经难以检测体内的毒素，但死者身上的伤口却很明显是被人殴打过的，他们怀疑弗兰克·奥尔森被人从窗口推了出去。艾瑞克·奥尔森很快便就此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2002年8月8日，在重新埋葬弗兰克·奥尔森的前一天，艾瑞克再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并宣布他父亲的死因有了新的调查结果：“弗兰克·奥尔森1953年11月28日的死，是一起谋杀，而非自杀，他之所以死，是因为CIA担心他会泄露高度机密的实验项目的信息。”

格列布于1999年3月7日在家中去世，但他人生的最后几十年完全不平静。整个80、90年代，他多次出席曾经的非法人体实验受害者发起的诉讼，媒体记者也没打算放过他。虽然靠着装傻充愣，他没有被定罪，但据他身边亲友的描述，他死前最后几年已经完全失去了活着的乐趣。

（悉尼·格列布）

格列布对他犯下的错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他也不是唯一的罪人，如他生前所言，他认为CIA想把他当成替所有参与人受罚的唯一靶子。批准了这个项目的CIA高层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