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停止履行苏联总统职务之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恰好到达莫斯科，准备与俄罗斯等苏联新独立国家商谈继续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问题。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周晓沛，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随后进入外交部，1998-2005年间先后任中国驻乌克兰、波兰和哈萨克斯坦大使。

1973年，周晓沛进入外交部中苏边界谈判代表团。有着“马拉松式谈判”之称的中苏边界谈判，成为周晓沛外交生涯的起点，从那时起到1991年苏联解体，周晓沛见证了中苏外交破镜重圆的一幕幕。中苏(中俄)边界谈判，谈了断，断了谈，断断续续，先后历经40个年头，算得上是一场名副其实的马拉松式谈判。

两国边界谈判总共举行过三次：第一次是1964年2月至8月;第二次是1969年10月至1978年7月;第三次是1987年2月开始恢复。苏联解体后，原中苏边界变成了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边界谈判也改成了“五国两方”的新模式继续进行。直至2004年，中俄两国外长在北京签署《关于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双方最终解决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所有边界问题。

1964年那次谈判，本是为了缓和1960年以后出现的中苏边境紧张局势和具体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但谈判一开始，中苏双方对边界领土问题立场的差异就凸显出来，分歧主要集中在两国边界条约性质、谈判目的和基础等问题。

据亲历谈判的老同志讲，那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历史上第一次边界谈判，堪称是政治大辩论。我们说，尽管有关边界条约是沙俄在两国人民处于无权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考虑到中苏两国人民友谊，中方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公正合理地解决边界问题。没有料到，苏方一听就暴跳如雷，称中苏之间没有领土问题，不承认存在不平等条约，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这样，我们就反驳，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谴责沙俄侵略掠夺中国领土的论断，还有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曾经宣布要归还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

你知道苏联方面怎么反驳?他们也有自己的理由，说什么中苏边界是历史形成的，两国封建皇帝都是侵略者，也是彼此彼此啊……双方唇枪舌剑，谈判无果而终。有趣的是，中方在一次发言评论中用过“作茧自缚”、“得陇望蜀”的成语，苏方硬说这是对他们的“污蔑”，将其比喻成什么“虫子”，什么对甘肃和四川提出“领土要求”。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双方对这次谈判的名称叫法也不一致。中方称之为“边界谈判”，而苏方则叫“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这本身也反映了两国对解决边界问题的不同态度。

说来也巧，第一次边界谈判时，我刚刚考上北大;在我大学毕业那年，第二次谈判刚好开始，而最后的六年谈判我则全程跟进了。

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地区爆发震惊中外的边境武装冲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应苏方倡议，同年9月11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达成“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的两国总理谅解，从而举行了第二次边界谈判。

这一开谈，就是10年。谈判前期，双方开会频率较高，一连谈好几个月;到后期，间歇越来越久，最长的一次达1年7个月，成了“没有谈判的谈判”。尽管第二次中苏边界谈判没有达成什么协议，甚至根本就没有讨论边界走向问题，但开始谈判以后，两国关系剑拔弩张的气氛逐渐缓和下来，双方有了较前次正常的对话接触渠道，双边经贸关系等也有所发展。另一个效应是，中苏之间一宣布举行谈判，美方也急于与我恢复两国大使级谈判。

“谈判本身就有意义。 ”这是苏方团长伊利切夫常挂在嘴边的一句套话，细细琢磨，似也不无道理。在评价双方谈判成果时，伊利切夫还有一句名言，那就是“我们的工作没有白干”。在一次宴会上，他先说了前半句，意思是我们的工作徒劳了，然后故意打住。接着，他加重语气，慢吞吞地补了后半句“不是白白地”，逗得在场的人捧腹大笑。

在会谈中，我方强调，中苏关系的关键是边界问题，边界问题不解决，其他关系都谈不上。为缓和中苏边境局势，谈判中双方主要讨论维持边界现状问题，双方争论的焦点是争议地区问题。但是，苏方矢口否认存在争议地区，称两国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争议地区”的概念是中国人发明的，实际上是向苏方提出了“先决条件”。中方则反驳说，存在争议地区是客观事实，这是沙俄和苏联违反条约规定侵占或划去中国领土而造成的。在解决归属争议前，双方应该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为此，双方争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谈判走进“死胡同”。

为了打破谈判僵局，双方也都做了一些努力。苏方建议用对边界线走向“理解不一致的地段”、“需要核定的地段”或“被争议的地区”等措辞来取代“争议地区”的概念，未被接受;中方也提出过折中方案，建议采用双方对边界线“划法不一致的地段，即有争议的地区”的措辞，对方要求去掉后半句，中方不同意。

关于中苏边界谈判问题，毛泽东主席说过：我们应当好好谈判，谈出个睦邻友好关系来。要有耐心。我们要文斗，不要武斗。所谓谈判中的“文斗”，至今令人难忘。

在谈判桌上，双方针锋相对，用词都十分尖刻。比如，我们指责苏方说：“想不到来自列宁故乡的苏联代表团竟堕落到如此地步”，“难道你们要把原子弹悬在谈判桌上，让我们在你们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吗? ”等等。苏方也不示弱，惯于指责中方采取“捣乱态度”，进行“聋子对话”，有意“拖延”、“封杀”谈判。

有一次，在激烈的辩论中，苏方团长指责中方对其发言做了“过分反应”，翻译将其译成“病态反应”。中方团长听后火冒三丈，怒斥对方理屈词穷，不惜进行“人身攻击”。对方感到莫名其妙。还有一次，苏方对中方的尖锐批驳表示不满，希望理智能占上风，翻译把“理智”一词译成“健康思想”。这可惹祸了，因为据说勃列日涅夫曾把林彪视为中共内部的 “健康力量”。我方认为，苏方竟敢在谈判桌上大放厥词，要让所谓“健康思想”占上风，这是痴心妄想!鉴于此，我方当即予以严厉反击，双方吵得不可开交。

从上述点滴花絮不难看出，中苏之间的马拉松谈判不仅时间拖得长，而且争论的热度异常，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文斗”。转机出现在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靠近我国的中亚塔什干发表讲话，明确承认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强调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并表示愿意改善对华关系。

邓小平很快觉察到勃氏讲话中所传递的信息，要求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 3月26日，时任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召开外交部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发表了一个三句话的简短声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注意到”这三个字，表明中方也有意调整对苏关系。随后，小平同志指示，要采取大的行动，派特使到莫斯科，向苏方传递有关消除障碍的信息，争取两国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

有意思的是，长期与中方谈判吵架的伊利切夫副外长，开始时并未听懂中方信息中的弦外之音。而俄外交部主管司长贾丕才这个 “中国通”则比较敏锐，发现里面有“新东西”，表示要报告最高领导。就这样，双方达成协议，1982年10月开始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政治磋商。

中苏关系正常化不久，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柏林墙倒塌，一个超级大国消亡，冷战时期形成的两极格局瓦解。但中苏关系正常化时双方达成的重要协议依然有效，并成为新型中俄关系的原则基础。

1991年12月25日，当戈尔巴乔夫宣布停止履行苏联总统职务之时，中国政府代表团恰好到达莫斯科，准备与俄罗斯等苏联新独立国家商谈继续保持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问题。这并非偶然的巧合。早在此一年多以前，苏联内部的离心独立倾向已露端倪。在变幻莫测的复杂形势下，根据中央及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做好了各种应急预案。

在苏联宣布承认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的第二天，1991年9月7日，钱其琛外长即致电三国外长，通知中国政府承认其独立。紧接着，中国政府代表就抵达这些国家的首都，与对方进行建交谈判，一天访问一个国家，很快签署建交公报并开设大使馆。

当苏联解体进入“倒计时”阶段，我方有关与独立后的各国进行建交谈判的具体准备亦正式启动。为什么选择12月25日那一天前往莫斯科?你去早了不太好，人家苏联政府还在;晚了也不好，人家独立了，你承认晚了，有可能影响以后的关系。所以，不早不晚，就选择12月25日这一天。而在这背后，则需要做大量的形势调研及准备工作。

应该说，这次外交动作的神速和时机把握，使我们充分赢得了主动，一举解决了与苏联各国的关系问题，平稳、顺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