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南阳，乞讨从来就不是一件丢人的事，甚至是大人们鼓励孩子们去学习乞讨。

一到过年前，各村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打扮得花枝招展，孩子们也都穿上新衣服，每个人的胸前都缝一个大口袋，由村里边的大姑娘领着到各村去“要饭”，当然了，这种要饭可不是要半颗红薯，而是要过年的年货：瓜子啊、花生啊、糖果啊、点心啊之类的，实在没有的话给个烧饼也成啊。当地有这个风俗，谁家都会准备点好吃的给孩子们，这是当地过年的一种文化。有点像现在年轻人过的HELLOWEEN（万圣节）,不过这个时候没有鬼怪出没。

为什么会这样呢？大人们说：小孩必须学会要饭，河南不是一个旱涝保收的地方，经常会有旱灾、水灾、蝗灾，北有黄河，南有淮河，这两大河都不是安生的主儿，说不定哪天就犯浑，老百姓就彻底泡汤了，赶紧就得拉家带口地去逃荒，你要是会要饭，好歹有口吃的，不至于饿死。要是你脸皮薄，不敢去要饭，那饿死的非你莫属。学会要饭是学会一种生存的技能，让孩子们从小学会这种技能，以便日后在灾荒的年代能够生存下去，这是生物的本能。为了生存而去做的一切事情都不能以人性和道德去评判它，那是人类生存的本能，与人的道德水平和所受的教养无关。

我看过一篇文章，是分析“为什么河南人缺乏诚信意识”的，主要是因为黄河泛滥，大水一来一切化为乌有，别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全都成了穷光蛋，到处逃荒去要饭。大水退去，人们回到家乡，一切都被黄土掩盖了，所有一切都得重新来，没有农具、没有牲畜、没有房子，地也失去了主人，全都得重新分配。这时候为了生存就会去借钱，借了钱先把种子种下，来年有了收成再还钱，没准儿又来一场大水，人也没了，地也没了，牲畜也没了，一切重新来，借的钱也不用还了。所以，先借来再说吧，谁知道明年谁和谁还活着没有。因而，这种信誉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就没有那么重要了，你看河南的黄泛区缺乏南方地区的氏族势力，有氏族的地方社会结构一般都比较稳定，有秩序，而没有氏族，社会就缺乏秩序，缺乏稳定性，人民也就缺乏诚信意识。说的不无道理。

绝对没有贬低河南人的意思，反而是对当地文化的一种理解。回京以后我也中过河南人的套，但对河南人没有憎恨，只有还债的心理。毕竟在那个人生存都是一个巨大的危机的特定阶段，是河南人民接纳了我们家，并保护了我们家生存到今天，我对河南人是一种感恩的心理。

然而，南阳地区对乞丐有特殊的照顾，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对待乞丐，不管你家有没有吃的，乞丐来要饭是一定要给吃的，是要把家里最好的东西拿给乞丐的。如果你不给，传说中，乞丐是会报复你家的，我们家就中过乞丐的诅咒。

那是在1973年夏天，新粮还没有下来，红薯都没长大呢，家里的饭都是从生产队的地边上刨一些还没成熟的红薯，对付着过日子，等待着新粮打下来。家里总是早上煮红薯中午蒸白薯晚上熬地瓜。中午时分来了一个病病歪歪的乞丐，向我奶奶要饭吃。家里没有米，更没有面，只有早上剩下的几个红薯和半碗剩下的红薯稀饭，奶奶就拿了两个红薯给那个乞丐，乞丐嫌弃，不要红薯，要吃米饭，可我家没有。乞丐说：怎么没有，我刚还看见你们家的灶台上还放着吃剩下的半碗米饭呢！你们吃米饭，给我吃红薯，你们家人很不厚道。乞丐没有带碗，奶奶没有舍得把自家的半碗米粥给他，乞丐一脸怨恨的样子，在我家院子里呕吐了一地，好恶心。下地干活的人回来都在问：谁吐的，奶奶就把乞丐要饭的情境说了一番，谁也没当回事，我们家还没有米吃呢，怎么可能给乞丐米饭吃？！

这下可惹了大祸喽，家里人接二连三地病倒，发高烧，说胡话，大声喊叫要水喝。最重的是奶奶和弟弟，七叔也病的不轻。父亲是大夫，马上意识到这是伤寒，赶紧隔离未染病的家人，连续病了3、4天，水米未进。父亲坐不住了，知道病人如果几天不喝水就完了。赶紧去大队医生那里取输液器。那时候的输液可不是现在的一次性针头，全都是橡胶管加玻璃器件，针头使用的时候还得蒸煮消毒。我们所在的红楼大队的赤脚医生没有输液器，又跑到临近的廖湾大队才借到。等回到家已经很晚了，赶紧蒸煮消毒，把借来的两瓶葡萄糖输液打开，这个时候父亲矛盾极了：有3个病人，奶奶、弟弟、七叔，该给谁输液，说白了，就是该救谁？给谁输液谁就能活，不输液就标志着对病人的放弃，一个是自己的母亲，一个是自己的儿子，一个是自己的弟弟。

最终，父亲选择了自己的母亲，奶奶救活了，七叔凭借自己顽强的生命力活了下来，弟弟走了。凌晨3、4点钟，五叔把我叫醒，带我来到爸爸妈妈的房间，父亲绝望的眼神，五叔沉重的脸色，弟弟僵硬的躯干，冰凉的小手。“跟弟弟告个别吧。”父亲冰凉的话语，没有任何的情感，那是医生的无奈，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这是永久的告别，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哭泣，最后还是哭了，或许是因为没有见过这冰冷的场面，感觉自己应该哭了。那是夏天，可感觉那屋子里冰冷冰冷的，透骨的深寒。

弟弟被装在一个北京带来的木箱中下葬了，埋在我们家房子背后100米左右的一条沟的沟沿上，没有鲜花，没有人送葬，只记得父亲那绝望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