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黄土高坡尘土飞扬，在这肥沃的土壤里大片大片的野高粱自由生长，茂盛繁密，生机无限，当大片大片的野高粱成为一部电影的表意对象，瞬间就演化成一场生命礼赞的盛大仪式，在张艺谋的代表性作品《红高粱》中，大片大片的红高粱超越了它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形态，在导演肆意的镜头表现力下升华为一种对生命自由的礼赞。
电影《红高粱》在一种具有传奇色彩的叙事氛围中讲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一段突破世俗禁忌的爱情故事，并由此生发出一场惨烈的抗日斗争情节。整部影片情节线索简单明了，导演却在简单的情节中表达了深刻、宏大的民族文化反思，通过对“我爷爷”和“我奶奶”等典型人物的塑造来赞美中华民族那种自由、舒展以及喷薄不尽的原始生命力。影片为了表现出这种自由舒展的生命力，在“片段化”的情节设计、红高粱这一特殊的线索物象选择以及极具导演个人化风格的色彩应用上都标新立异，成功的架构起了整部影片对原始生命力赞扬的主题表达。
整部电影采用了独特的“片段化”的情节设计来结构整部影片，为影片关于生命礼赞的主题奠定了基础。
电影作为一门叙事的艺术，故事表达的成功与否能直接决定一部
影片的品质。《红高粱》虽然没有曲折、繁杂的故事线索，但在情节设计上选取了典型化的情节场景，为影片主旨的表达做好了铺垫。本部影片呈现出明显的“片段化”特点，整个影片可以分为“颠轿”“野合”“酿酒”“剥人皮”“打鬼子”等几个相对独立的情节段落。
“颠轿”“野合”两场戏更是在电影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颠轿”一场戏中，轿子内“我奶奶”满脸忧郁，显然没有出嫁时应有的喜悦表情，而轿子外在轿把式的带领下却呈现出一场欢天喜地的颠轿场景，锣鼓喧天、唢呐声响的热闹场景与轿子内“我奶奶”极不情愿的表情形成鲜明对比，更加反衬出“我奶奶”被压迫的情境。而在“野合”一场戏中，通过多层次的表达手法更是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导演对生命力的颂扬。
银幕上，“我奶奶”迷情地闭上双眼，在朦胧的镜头下后仰下去，大字型的姿态躺在具有天圆地方感觉的圣坛中，身体自由舒展，犹如一个灵动的生灵，而“我爷爷”在越来越紧凑的鼓点声中庄严的跪在“我奶奶”面前，在强烈的逆光渲染下，给观众造成一种强烈的眩晕感和力量感，整个画面被塑造成一个庄严的爱的仪式，曾经为人所不齿的野合勾当，却在这里被塑造成一场关于我爷爷、我奶奶追求自由奔放爱情的神圣仪式。这两个经典段落以自由奔放的姿态，毫无保留地表现了剧中人物对爱的勇敢追求、对喷薄不羁的原始生命形态的追求。
作为影片的片名和重要叙事线索的“红高粱”这一物象选择也很好地显露出影片的主题。片中的红高粱野生野长，风来迎接风的吹拂，雨来承担雨的洗刷，扎根大地，向阳生长，充满勃勃生机，更充满无限的野性生命力。红高粱本身所具有的这种特质，也正是片中我爷爷、我奶奶和罗汉爷爷等人精神品质的写照，他们敢爱敢恨、情义满腔，在民族危亡时刻奋不顾身、敢于牺牲，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对于这种野性的生命力的追求，正是红高粱的精神品质，因此这一物象选择也就很好的凸显了影片关于生命力的主题表达。
同时，作为影片的重要叙事线索，红高粱还统领了影片的叙事节奏，很好地表现出影片的主题。我爷爷、我奶奶突破世俗的禁忌，在高粱地里男欢女爱时，大片的红高粱随风摇曳、自由舒展，镜头中交叉在一起的红高粱，一方面隐喻了我爷爷、我奶奶此时此刻身体的交融，非常巧妙地过度了影片不便直接表现的镜头。
另一方面，飘摇的红高粱随风摆动，自由舒展，似是在为我爷爷、我奶奶追求自由的爱情唱一首赞歌，整个场面欢愉、畅快，在不知不觉中将自由奔放的生命主题传达给观众。当惨无人道的日本帝国主义逼迫中国人民踩踏大片的高粱，整个场景触目惊心，令人心寒，日本人对中国人人性的残害、对中国人追求自由生命的摧残，正如被踏倒的大片大片的红高粱。但是这种迫害是暂时的，中国人不屈不挠的生命力会再度重生，点燃希望之火。
影片最后，在战败后，红高粱再次出现，而这时的红高粱是稀疏的，也没有了狂放的摇摆形态，而是在微风中静静摆动，在暗红色的色调体系中，更渲染出战争的惨烈，几株红高粱不停飘摇，也是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人的暗喻，他们悲伤、哀嚎，但是对生命的追求依然无止无息。
一场关于爱的盛宴、一场关于生命图腾的宏伟展示，在张艺谋导演别具一格的情节设计以及物象选择上，更显纯熟，这首对无限生命力的赞歌也在华夏大地被嘹亮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