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是一个集权式国家体制,帝王要想有效地行使权力,必然要有一大批下属官吏供他使唤,为他服务。而下属中又分为三六九等,担任不同的官职,执行不同的任务。其中为首的那个人或几个人,地位很高,权势很大,称作宰相。
自古以来,宰相就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说,任务是辅佐帝王,统领百官,总揽政务。他们是帝王的直接助手,帮助帝王发号施令,其思想、品质、才学和执政方法,对于国家的盛衰兴亡,都有着很大的关系。因此,学习中国历史,就不能不研究宰相,因为从他们身上,不仅可以看到帝王的功过得失,也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特异现象。
中国的官制始于夏朝,经历商朝到西周,大体趋于完备。夏代在中央设有三老、五更、四辅、四岳之官,辅佐国王,以备顾问咨询。担任这些职务的都是当时最有学识经验和享有很高社会声望的人。所以国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同家遇有大事,或委派大臣,都要首先去请教四辅、四岳等人。
夏代设有六卿政务官,下设司空以总领百官,为六卿之首,后稷掌管农业,司徒主管教化,土或大理主刑狱,共工管百—I:营建,虞人掌管山泽畜牧。
其实,古代的官职:卜并没有“宰相”一职,它只是个统称,专指那些辅佐帝王、治理国家的最高行政长官:
“宰”的本义是指奴隶主家中掌管家务的总管,后移用作官名:奴隶社会的国家性质是“家天下”,辅助管理这个“家天下”的官员称“宰”,十分贴切。
“相”的含义很多,其中之一是星名。据《星经》记载:“相星在北极斗南,总领百司。”帝王被称作“天子”,以此对应天上的星官,处于北极的中枢位置,其他各星呈屏藩状。于是,“相”也被用作官名。春秋时齐国置左相和右相。后来的典籍明确地说:“相,百官之长也。”
(《吕氏春秋·举难》)最早把“宰”和“相”组合成“宰相”一词的,是战国末期的韩非。《韩非子·显学》中载:“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起于卒伍。”这里的“宰相”只是泛指那些高级大臣。
后来,人们便自觉不自觉地把那些“百官之长”称作宰相了
宰相须用读书人。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乘船”,杜甫《蜀相》一诗写道“丞相祠堂何处寻”,历史上既有“宰相”又有“丞相”,两者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今天来探讨一下。
宰相和丞相起源及区别
“宰相”是“宰”和“相”的合称,宰为主持之意,相为辅佐(君主)之意。“宰相”一词最早见于《韩非子·显学》:“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辅佐君主、统领百官的宰相,萌芽于春秋时期齐景公设立的左、右相。战国时期最早设相的国家是魏国,其后是韩、赵两国,秦国设立的较晚。“宰相”是这类职务的通称,各国称呼不一,韩、赵、魏称“相”,秦国称“相邦”,楚国比较特殊,称为“令尹”。“宰相”是泛称,是一种制度体系,历史上除了辽代曾将宰相作为正式官职名称外,其他时期“宰相”所对应的官职名称和职权范围都不尽相同。
丞相与宰相不同,是一个特定的官职名称。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初置丞相,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继续设立丞相,王绾、李斯等均担任过这一职务。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宰相”和“丞相”的区别的话,宰相是一种制度设计,是百官之长的统称,丞相是一个特定的官职。宰相涵盖包括丞相在内的诸多官职,丞相是宰相的一种。
汉代丞相——抓大放小
西汉承秦制,设置丞相,《汉书》记载了两则有关丞相的故事,很有意思,也耐人寻味。汉文帝即位后,以陈平、周勃为左、右丞相。一次文帝问周勃:“全国一年审理、判决的案件有多少?收入、支出的钱粮有多少?”这两个问题,周勃都回答不上来,急得汗流浃背。文帝又问陈平同样的问题,陈平说:“陛下要了解案件情况,可以问廷尉;要了解钱粮收支,可以问治粟内史。”文帝反问陈平:“既然各有主管之人,那丞相起什么作用呢?”陈平回答说:“作为宰相,上要辅佐皇帝、夑理阴阳、顺应四时,下要使万物适时生长;在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在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各尽其责。”陈平所言集中概括了西汉宰相的主要职责,回答十分得体,文帝也很满意,与其同为丞相的周勃自愧不如,主动辞职,让陈平独任丞相。
《汉书·丙吉传》记载了丞相丙(亦称邴)吉外出,遇到打架斗殴出人命的事不管不顾,遇到农夫的牛喘气不正常反倒下车询问的故事。丙吉认为,丞相关心的应当是国家大事,打架斗殴出了人命,这是主管部门的职责;问牛的事则不同,牛喘粗气很可能是天气不正常,会影响到农业收成,这才是丞相该管的大事。
从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一是西汉丞相的权力还是比较大的,相权相对于皇权还有一定的独立性。二是丞相的主要职责是抓大放小,抓国家大事,无论是陈平还是丙吉,对自己的职责定位都很准确。
汉成帝的时候,以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并称为“三公”,统称宰相。到了西汉末年汉哀帝的时候,将丞相更名为大司徒、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与大司马并列为三公,三人均为宰相,但没有了丞相的官名,这种局面持续了200多年。直到东汉末的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罢撤三公,恢复丞相一职,独任丞相。
三国时期,吴国、蜀国均设置丞相,只有魏国不设丞相,以三公及中书监、中书令并为宰相。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被视为历代丞相的楷模。诸葛亮死后,蜀国不再有人担任丞相。
隋唐宰相——集体领导
魏晋南北朝时期,丞相一职时置时废,设置的时间少,不设的时候多。从隋朝至宋代将近700年间,明确设立丞相一职的时间很短,只在唐代开元年间、南宋乾道年间有过。其余大多数时间,均设立名称各异的官职来行使宰相职权。
隋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即内史省的内史令、门下省的纳言、尚书省的尚书令三人皆为宰相。唐代在继承隋朝的基础上又有所改变,将内史省改名为中书省,内史令相应地更名为中书令,将门下省长官纳言改名为侍中。中书省中书令、门下省侍中都是宰相,尚书省的尚书令也是宰相,不过由于唐太宗李世民在继位之前曾任尚书令,臣下为了避嫌,无人敢任此职,于是尚书令的副手尚书左、右仆射变成尚书省的宰相,这样就出现了三省四位宰相的情形。
后来因为中书令、门下侍中位高尊崇,与尚书省属官左、右仆射并任宰相不妥,于是不再轻易授予中书令、门下侍中两官职,而是改以其他官职加上“参知政事”“参议朝政”“参议得失”“平章政事”的名义行使宰相职权。唐高宗之后,高级官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都可以称为宰相,从此“同三品”“平章事”成为宰相专属衔号。到唐朝后期,宰相的名号基本上都统一到“同平章事”的名义下。
与两汉丞相一人独任或最多两人(左、右丞相)相比,唐朝宰相一般由多人担任,是一种“集体领导”制度,其中为首一人称为“执政事笔”,玄宗朝的李林甫、杨国忠都曾任过。安史之乱后,唐肃宗鉴于此前宰相权力过于集中的弊端,采取了防范措施,建立宰相“十日一秉笔”的轮流执政制度,目的是为了杜绝相权长期独揽在某一人手中。
宋代——宰相须用读书人
宋代宰相先后采用“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左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右相)”等名义,设置“参知政事”为副相。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设立左、右丞相为正式官职,直到南宋灭亡。
说起宋代宰相,有两件事不得不提。一是“宰相须用读书人”。建隆年间,宋太祖赵匡胤要更改年号,让宰相赵普取一个,赵普定了“乾德”二字,赵匡胤很满意,就采用了。乾德三年(965年),赵匡胤偶然在宫中发现一面铜镜,后面有“乾德四年铸”字样,看起来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赵匡胤不解,现在是乾德三年,怎么会有“穿越”的镜子呢?问宰相赵普,赵普不能对。儒生窦仪(一说为卢多逊)说,此镜应该来自蜀地,前蜀后主王衍曾经用过“乾德”这个年号(919-924),镜子应该是那时候铸造的。赵匡胤为此十分感慨地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啊!
二是不用南人为相。据宋人笔记小说《道山清话》记载:宋太祖赵匡胤曾经有过“不用南人为相”的祖训,并且在宰相办公的政事堂上手书“南人不得坐吾此堂”。据《邵氏闻见录》记载,易学大师邵雍有一次在洛阳天津桥游玩,忽然听到有布谷鸟啼鸣,邵雍感到很惊讶,这是南方的鸟,怎么来到北方来了,于是他叹息说:“将来有南人为相,此乃乱世之兆也!”
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进行变法。王安石是临川(今天江西抚州)人,地道的“南人”,参知政事虽然是副相,但实际掌握权力,正是邵雍所说“南人为相”。北宋朝廷内部围绕变法分成两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史称“新旧党争”,严重影响到北宋统治。
从南宋开始,就有人将北宋灭亡原因归咎到王安石变法,宋高宗赵构曾说过:“今日(北宋灭亡)之祸,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乱,生于安石”。明朝商辂在《续通鉴纲目》里说到:“汴宋之祸,始于神宗、安石,终于徽宗、蔡京。”南人为相,固然有王安石这样引起争议者,也有蔡京这样的奸臣,但南宋一朝中兴名臣李纲、虞允文扶危救难,文天祥、陆秀夫坚持抗元,宁死不屈、名垂青史,他们也是“南人为相”,差距咋这么大呢!
辽代——南北面官各设宰相
辽,有时也自称契丹,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辽代实行“以国法治契丹,以汉制治汉人”的统治策略,为此采用“南北面官”制度,治理汉人的官署位于皇宫的南边,称为南面官,治理契丹的官署位于皇宫的北边,称北面官。南北官制均设置宰相职务,分别是南府左宰相、南府右宰相,北府左宰相、北府右宰相,朝中宰相共有4人。辽国不但在朝廷中枢设立宰相,在东京、中京、南京等三京均设置宰相府。辽代将宰相作为正式的官职名称,这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明朝——废除丞相
金朝、元朝都设有名称不一的宰相。金朝尚书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统称宰相。元朝中书省中书令、右左丞相、平章政事以及尚书省右左丞相、平章政事通称宰相。
明初,朱元璋参照元朝的制度,设立中书省总理政务,以丞相负责,统率百官、辅助君主处理国家政事。徐达、汪广洋、李善长、胡惟庸等先后担任丞相。朱元璋一方面设立丞相,另一方面对相权严格限制,防止相权威胁到君权。洪武六年(1373年),设立六科给事中,弱化了中书省参与决策的权力。洪武十年(1377年),设立通政司上传下达百官章奏,丞相失去了对官员奏章的先行处置权,权力被大幅度削弱。
洪武十三年(1380年),时任右丞相的胡惟庸以谋反罪被诛杀后,朱元璋借机废除了丞相,亲自统领六部,并且宣布以后嗣君不许议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请者,处以重刑,并立为祖训。朱元璋在解释自己为何废除丞相时说:“设相之后,臣张君之威福,乱自秦起。宰相权重,指鹿为马。自秦以下,人君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继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君国者,其故在擅专威福。”
朱元璋废除丞相是封建社会官僚体系和治理制度的重大变革,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废除丞相,百官群龙无首,再也不能形成以丞相为首的第二个权力中枢,极大地增强了皇权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取消丞相之后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皇帝工作量急剧增加。打个比方来说,王朝是一个巨大的公司,皇帝是董事长,丞相是总经理或首席执行官,大臣们是各个部门经理。以前丞相在帝王面前起着类似总经理的作用,分担了大量的日常工作,可以让皇帝这个董事长从日常的琐碎事务中超脱出来,思考重大的战略方针。丞相被废除之后,皇帝直接与六部这样的部门经理打交道,中间缺少过渡和缓冲,工作量直线上升。如果是明太祖、清世宗雍正这样勤政的皇帝,还能勉力维持局面,如果皇帝懒政、怠工,反倒更加影响到国家正常运行。
帝王虽然经常被美化成“宵衣旰食”“夙兴夜寐”的劳动模范,但人毕竟不是铁打的,皇帝没有帮手是行不通的。永乐年间,明成祖选取一批翰林学士入值文渊阁,参预机务,称为内阁,以区别于朝廷的“外朝”。这批翰林学士实际上是帮助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私人秘书班子,虽然有些人升为大学士,但官阶仅为五品。到了明仁宗之后,大学士经常以三孤(少师、少傅、少保)身份兼任各部尚书,为皇帝起草诏令、批答奏章,地位越来越重要,品级也越来越高,虽无宰相之名,但有宰相之实,即《明实录》所言“今之内阁,宰相职也”,内阁中位列第一的辅臣(内阁首辅)摇身一变成为有实无名的宰相,宰相制度又以“内阁”“内阁首辅”的身份借尸还魂了。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时的“宰相”与以前的宰相性质不同。明代的内阁仅是皇帝的秘书处,有一定的参议权,但没有决策权。这与汉、唐、宋代宰相有决策权甚至可以“封驳”皇帝的圣旨是有本质区别的。
清代——宰相制度伴随封建社会最终灭亡
清代基本沿袭明制,仍然不设正式的宰相。清代前期设立官阶一品的大学士,为文臣最高品级,辅佐皇帝处理政务,具有宰相性质。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后,大学士的职权被军机大臣架空,军机大臣取代大学士成为事实上的宰相。
清宫剧多,有部电视剧叫《宰相刘罗锅》,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明珠、索额图动不动就被人尊称为“明相”“索相”,这只是小说家言。清代臣子绝对不敢以宰相自居,因为皇帝最烦、最讨厌就是“宰相”,是犯忌讳的。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四十六年,乾隆无意中发现名儒尹嘉铨在其著书中称大学士、协办大学士为“相国”,乾隆对此非常震怒,严厉批评说:“夫宰相之名,自明洪武时已废而不设,其后置大学士,我朝相沿而不改,然其职权仅票拟诏旨,非如古所谓秉钧执政之宰相也。”乾隆说的非常准确到位,清代的大学士仅仅是根据皇帝的旨意草拟诏书,根本没有任何决策权。清末,袁世凯大权独揽,被清廷委任为总理大臣,可算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位“宰相”。
古代皇帝与宰相之间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君臣关系,直接影响到政权的稳定性,二者之间相处融洽、亲密无间的时候少之又少,大部分时候是一种此消彼长、相互竞争的关系。君权强大,则相权衰弱,反之亦然。前者发展到极端就是明太祖朱元璋废除丞相,皇帝亲自统领六部,后者发展到极端就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从秦至清,宰相职权大体经历了一个由大到小、逐渐减弱的过程。与此相伴随的是,皇权越来越集中,皇权专制在明清发展到顶峰,不受任何制约和牵制,严重影响了中国社会近代化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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