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以来，三星堆遗址陆续发布新发现的6座坑中的成果，这是三星堆继1986年发掘两个坑沉寂了一段时间后，再次震惊了世人。

“没有想到35年后，三星堆会重新发现那么多的坑。”作为一个常常进入到考古现场的作家，萧易告诉《中国科学报》，这次发掘成果，是考古工作者多年努力不放弃的结果，“在两个祭祀坑发掘后，三星堆工作站随后成立，考古工作者做了很多探索，比如弄清楚了古城的城墙遗址，探明了古城的面积，发现了青关山遗址等等，目前发现的祭祀坑，是在此基础上做的进一步探索，也足够幸运地发现了其他6个祭祀坑。”

萧易在他刚刚出版的《寻蜀记——从考古看四川》（以下简称《寻蜀记》）一书中，复原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国文明，以及四川其他19个考古发现，按时间顺序从先秦到清朝细细介绍，让人们了解到，除了三星堆，四川还有许多或大或小、或独有的文物，揭示出蜀地特有的历史流转和文化传承。 

不再神秘的三星堆 

1986年夏天的一个黄昏，砖厂的挖掘机意外发现了两个埋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祭祀坑，这就是举世闻名的三星堆遗址，坑中出土了青铜大立人、纵目面具、青铜人头像等大量珍贵文物。

凸眼球、长耳朵，还有粗眉、高鼻、阔口，看着这些造型特别的青铜人，人们不禁问道：“三星堆是外星人创造的文明吗？”神秘的三星堆真是天外来客、特立独行的吗？

从《寻蜀记》先秦篇中写的4个考古发现，即宝墩遗址、纵目之神、金沙遗址、载魂之舟中，可以了解到三星堆的根在哪儿，又延续到哪儿。经过多年的考古发现，三星堆和距今4500年左右的宝墩文化有衔接，也和金沙遗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如果将三星堆文明喻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村，宝墩文化就是孕育它的土壤。”萧易写道。三星堆持续了几百年，其文化分为四个阶段，其一期文化和宝墩文化非常相似。

三星堆晚期和金沙属于一个文化类型。例如此次三星堆出土了120根象牙，这在此前出土的金沙文物中，有1000多根象牙，最长的一根185厘米，这在世界考古史上都是罕见的。

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最后是船棺文化。近些年大量船棺在四川发现，这和古蜀历史上的开明王朝有关。这一时期延续到公元前316年左右。这年是一个时间节点，在这之前的都叫古蜀，在此以后，古蜀进入到中原王朝的序列。

进入考古现场 

萧易曾多次进入考古现场，本书写的19个考古现场，他都去过，有的还去过不止一次。

他是国内较早开始调查四川石窟的人，他曾在一年半的时间9次到安岳，在荒山野岭中发现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石窟。

他去得最多的应该是南宋与蒙古交战时留下的一系列方山城堡，如重庆钓鱼城、蓬安运山城、广安大良城、金堂云顶城、渠县礼义城等等，这些方山城堡是中国最集中的南宋山城，它们不但是宋蒙战争的见证，甚至可以说延长了南宋的历史。

作家、《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编辑刘乾坤说：“但凡考古上有新的发现，萧易总会去现场一探究竟。”有一次萧易在荒野中看到了诸多宋墓，进入到一个古墓里长达两个多小时。

为什么是四川？“也许四川的考古发现不是最多的，但是频频发现的文化遗址，却不止一次刷新了人们对于文化史与古遗址的认知。”

萧易向记者如数家珍般说起四川考古“之最”，宝墩古城是中国史前第四大古城，有力证明了成都平原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源头；金沙遗址共出土金器200余件，为商周时期古遗址出土金器最多；中国现存汉阙45处，其中24处在四川，独占中国汉阙半壁江山；迄今全国共发现百余座画像棺，九成在四川；四川汉代崖墓的数目为中国之最；以万佛寺为代表的南朝造像，填补了中国南朝造像的空白；泸州市是四川乃至中国宋墓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四川总体窖藏金银器近500件，约占中国宋代出土金银器一半等等。

从先秦的重要考古发现，到南北朝的万佛寺遗址，唐代乐山大佛与它的“兄弟们”，宋代的泸县宋墓、彭州金银器窖藏，再到明代王玺家族的报恩寺、张献忠江口沉银，清代盐亭的字库塔，等等，《寻蜀记》通过这些具有代表性的考古发掘以及荒野田畴的遗址来解读蜀地历史。

小人物的故事和命运 

对于考古遗址，不同专业、领域的人会有各自的角度去解读，“比如宋代金银器窖藏，扬之水老师可能会从名物学的角度来看，我关注的是窖藏背后的主人的命运，然后联系史书，去挖掘他们背后的故事。”萧易表示。

窖藏是指古人为了躲避战乱、灾难，将宝物埋藏起来。1993年冬天，四川彭州发现了一个中国迄今最大的宋代金银器窖藏，有350件金银器。在一些器物上，刻有“董宅”二字，从而推测它们的主人姓董。

董家为什么要把器物埋藏？萧易在书中讲述了董家的故事。大约在700多年前，南宋端平年间的一天，彭州城里的董家人面色凝重，正在做一个重大的决定。因为他们通过逃难的人得知，蒙古人就要打到这里来了。董家人只能和其他人一样逃离家乡，但家里贵重的金银器无法带走，就想着找个地方把它们埋起来。之后他们挖了一个长1.2米、宽0.8米、高0.9米的坑，并在坑底、四壁砌上青砖。再用石板盖上，填土掩埋。

同一时期，这样的故事在彭州以及周边地区都有发生。战争的残酷性超过了他们的想象，无数蜀人踏上流亡之路就再也没有回来。直到几百年后这些器物才重见天日，他们的故事才被人讲述。

塔梁子山腰分布着9座崖墓，其中M3号大墓最为恢宏，墓室中的八幅壁画讲述了一个东汉家族的兴衰、迁徙及至宦海沉浮。这是大鸿胪荆文君家的故事。一天，在宫中出任黄门侍郎的儿子荆中，因事得罪皇亲国戚，罪该当诛。皇帝念在荆文君昔日平定羌人有功，且年事已高，这才赦免了荆氏的死罪，令其举家流放至蜀地。

萧易说他“关注的是历史上的小人物”，书中还写了南北朝的上官法光，明代的土司王玺，清代的修建字库塔的耆英、文生、百姓等故事，他们大多数进入不了史书，就连位列大鸿胪的荆文君，都未能留下只言片语。他们没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倘若不是因为这些遗址，没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以及他们的流亡、离愁、死亡、恐惧、信仰。

“这些名不见经传的蜀人，给了我全新的角度。”正如三星堆出土的一个个国宝重器，把一个失落已久的古蜀国拉到我们身边，通过遗址、文物，萧易让人们了解到历史的细节，并触摸到那个时代的温度，而原本冰冷的考古发现，也鲜活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