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这句话用来形容正在进行的三星遗址考古很是贴切。
3月20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此次考古发掘主要围绕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展开，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青铜神树、精美牙雕残件……这场令世人为之沸腾的考古发掘，已经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上新”的数量和质量都很惊人。
“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精美的出土文物。”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王巍表示，此次三星堆考古作业可以“精细发掘”一词来形容，秉持了精细发掘理念、采用的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构建的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新模式，而这些都为今后考古发掘和研究树立起了一个新的标杆。
多学科融合聚力
三星堆是古蜀先民创建的古蜀国都邑，位于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1986年，我国在三星堆“祭祀坑”进行了第一次集中的考古工作，出土了千余件文物。这一次，考古工作者连续发现了多达6座三星堆文化的“祭祀坑”。考古范围从2个坑增加到了8个坑，研究者就能较为完整地掌握宗教祭祀场所的全貌。
数十年间，每一次三星堆的挖掘研究，都会引起人们对它神秘历史的好奇。而时至今日，三星堆背后的未解之谜仍旧引人入胜。
据了解，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工作秉持“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理念，协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国内多家科研机构和高校参与，形成考古、保护与研究联合团队。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三星堆考古工作站站长雷雨表示，这是一个由国内34家单位共同参与的考古发掘工程。它不再是1986年仓促的“抢救性发掘”，而是一次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的科学作业。“多机构、多学科聚力起到良好的效果，充分展现了我国新时期考古理念和考古技术的新进步。”
这些团队中，既有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大学、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等高校文博单位、考古研究院（所），也有动物学、植物学、环境学、冶金学等在内的多学科交叉创新研究团队不时在现场忙碌。
“从人员编制、专家建构到设施设备配置及具体工作操作这一系列流程，在流程的各个环节，都有文物保护人员参与其中，为出土文物‘保驾护航’。”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现场负责人冉宏林表示，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也是一大特点，不同单位的多学科研究人员不仅参与考古发掘，还参与多学科研究方案的设定、样品的采集等，避免出现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研究两张皮的不利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文物有被烧过的痕迹，现场还引入消防力量，尝试解释当时火烧的温度、位置等。
“黑科技”轮番助阵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很多亲临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的专家都不禁感叹，“黑科技”加入让发掘现场太过震撼。
“此次考古发掘运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和设备，把原先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举例道，“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内，通过电子显微镜、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等，就可以不间断地发掘、发现、记录那些细小的遗存现象。”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彭小军表示，借助高科技手段，开展更为精细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利于更多地提取遗址中的多学科信息，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或能弥补20世纪80年代对三星堆遗址1号和2号坑进行发掘时留下的一些缺憾，能对这些坑的性质有所明判。
对于一直困扰三星堆遗址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此次发掘则引入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
“不同于过去三星堆1号和2号坑的碳14年代测定，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样方面，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也更恰当；在标本测量方面，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则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负25年之内。”孙华表示，尽管最终的测年结果还没有正式发布，我们相信，这次的工作可以为精准测定三星堆遗址年代问题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
此外，一些“黑科技”新应用也参与到此次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
青铜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往往有锈蚀、斑驳，甚至断裂等。以往在保护出土青铜器时，通常是在青铜器外面包上薄膜、软布，再用石膏进行固定。此次发掘中，则采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非常逼真的青铜器模型，接着在模型上涂上半凝固的硅胶材料，形成一个硅胶保护套。然后，将这层硅胶保护套“穿”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形成贴身“防护服”，外面再用石膏固定。
“当然，3D打印技术已经应用了一段时间了，在文物修复中也得到了较多应用，但用在刚出土的青铜器的保护上，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可以有效避免可能对青铜器带来的损坏。这种创新应用，值得点赞。”王巍说。
不少专家认为，此次三星堆考古发掘的硬件条件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
王巍则强调，目前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仅仅是个开始，随着对新发现“祭祀坑”的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不断丰富和刷新人们对于古蜀文明的认知，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更多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