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内教科书的解释，世界大战是指对立的国家集团之间进行的全球性战争。严格意义上的全球性战争当然只有在工业化时代才有可能。在前近代，受制于交通和信息技术，各大文明之间的联系相对薄弱，很难出现“全球性战争”。但这并不妨碍相邻文明之间的战争引起的全球性连锁反应。
在这一意义上，本属于中国内战的安史之乱，因为参战各方的复杂性而引起的一系列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导致当时亚欧大陆的主要强国以及一大批中小国家均陷入战争，堪称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世界大战。
阵容都是具有“国际化”色彩的“多国部队”
安禄山是胡人（伊朗系粟特人）和突厥人的混血儿，史思明则是营州突厥人，据史书载，两人都“通六蕃语”，亦即通晓六种民族（国家）语言。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在《游牧民的世界史》一书中推测，六蕃语可能包括粟特语、波斯语、突厥语、契丹语、奚语、回鹘语。当然也有可能包括室韦语、靺鞨语、高丽语、吐蕃语、党项语，但不论如何，安史两位语言天才的存在必然导致大量的多民族人士进入他们执掌的政府机构工作，其部将士卒所具有的浓厚“国际化”色彩亦不足为怪。
《资治通鉴》载：“（天宝十四年）十一月，甲子，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凡十五万众，号二十万，反于范阳。”
可见安史叛军的主力并非汉人，而是同罗（突厥旁支）、奚、契丹、室韦等蕃兵蕃将，安禄山的亲兵“曳落河”就是全部由蕃兵蕃将组成的，奚族酋长阿笃孤、阿布离均在叛军中负责统率本部兵马，称之为“多国部队”毫不为过。安史叛军中的众多“外国”将领后来以归降唐朝廷的方式在黄河以北地区担任节度使，例如安禄山的养子、后为成德节度使的李宝臣是奚人，李宝臣的部将王武俊是契丹人、王庭凑是回鹘人，幽州节度使李怀仙是胡人（粟特人），平卢节度使侯希逸、李正己是高丽人，易定节度使张孝忠、魏博节度使史宪诚也是奚人，等等。他们执政期间必然任用同族人为部属，成为这一地区的统治阶层，其社会影响是极其深远的。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略稿》中指出的唐代后期河北地区社会“胡化”现象，源头即在于此。
另一方面，大唐帝国的官方正规军也是“多国部队”。哥舒翰、仆固怀恩、浑瑊是突厥人，高仙芝、王思礼是高丽人，李光弼是契丹人，白孝德是龟兹人，李怀光是靺鞨人，李抱玉是世居河西的胡人（粟特人），等等。多民族融合是当时的社会趋势，情况跟安史叛军差不多。唐朝更是直接向回鹘帝国求援以平叛，平叛战争具有多国人士参与的“国际化”色彩。
安史之乱后中国的影响力彻底退出中亚地区
为了遏制突厥和吐蕃的威胁，唐朝前期大体上是采取积极经营西域的政策。安史之乱前夕，唐朝基本在西域站稳了脚跟，建立了以安西四镇——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以及安西都护府（驻龟兹镇）为核心的西域统治体系。公元751年7月，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先后征服了大小勃律及车师等国，俨然成为中亚地区的霸主，进而又以“无藩臣礼”为借口进攻帕米尔高原以西的石国，石国贵族向西逃窜，并求救于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中国史书称“黑衣大食”）。当时阿拔斯王朝刚刚取代倭马亚王朝，亟待休养生息，但对于来自东方的威胁，阿拔斯王朝的中亚总督阿布·穆斯林（Abu Muslim）派出大将齐亚德·伊本·萨里（Ziyad ibn Salih）进行反击。唐军在装备和战术上占有一定优势，但由于深入敌境，在交通、补给、环境、情报以及人数等方面处于劣势（双方兵力史料记载不一，但可确定阿拉伯军在十万以上，而唐军最多不超过六万），双方在怛罗斯（具体位置难以确考，大体推断在今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一带）交战，唐军大败，阿拉伯军也损失惨重。
怛罗斯之败，唐军仍有恢复和反击的能力，倒是刚刚建立、政局未稳的阿拔斯朝，能否在东方边境经受得住唐军的第二波攻势，悬念颇多。但是恰在此时，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洛阳纷纷陷落，唐帝国自保无暇，不但放弃了经营中亚，而且连西域也被吐蕃和回鹘占据。中亚地区拱手让与阿拉伯帝国后，中国王朝从此再无能力染指中亚，而阿拉伯的宗教和文化则在中亚广泛传播，成为中亚地区的主体文化，直至今天。